我是井陉人现在需要去石家庄有什么手续

（梅玉文）题记：2010年6月5日，年逾花甲的我离开深圳，踏上北去的列车，开始了这次蓄谋已久的故乡之旅……

久违了，我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

上次踏上故乡的土地，还是1995年。那年应老同学之邀回山西大同担任一部片子的导演，忙里偷闲回老家看了看。说好还要回来的。谁知，这一走就是15年。这期间发生了多少变化啊。大姨、舅舅和大姨父先后去世了，弟妹们结婚生子、有的都当爷爷奶奶了，我也六十有二了。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石家庄井陉县，是我的籍贯、出生地。我老家的概念比较大，包括了西王舍的爷爷家、康庄的姥爷家、赵庄岭的大姨家和贾庄的三姨家。我虽然3岁就随母亲迁到了山西阳泉，但上学前常在老家住，上学后直至高中之前几乎每年放暑假我都要回老家。因此，故乡于我不是概念上的籍贯，而是我实实在在生活的一部分。

在井陉火车站下了车，大姨家的表弟海文和双文开车来接我。他们知道我有游览的爱好，刻意带我绕道去看秦皇古道。汽车沿着公路奔驰，窗外的景物一闪而过。

井陉可是个古老的地方了，有旧石器时期人类活动的遗迹，有仰韶文化遗址，还是商文化起源的祖地之一。这便是秦皇古驿道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就镌刻在这偌大的青石上那深深的车辙里。历史上曾发生的几次重大战事，如战国蔓葭之战、秦王翦伐赵、秦末韩信破赵（背水一战）、北魏伐后燕，走的都是这条秦皇古道。眼前仿佛出现了车轮滚滚战马嘶鸣的景象……

当然，我回来不是发思古幽情的，我是来亲吻故土，探望亲人的。

西王舍的祖屋

叔叔家的二弟海元早已候在路口。因为没有他的引领，我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

以前从阳泉回老家，要坐从太原到石家庄的火车，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微水车站下车。1958年县政府迁到微水，就改叫井陉站了。从微水到西王舍有30多里。那时候的交通很不方便，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步行。一条弯弯曲曲、上上下下的乡下泥土路，要走3个多小时，累极了。后来，东王舍那边的新井车站开了一趟往返石家庄的临客，返回阳泉的时候可以搭乘到微水。现在好了，公交车半小时一趟，只要20分钟就能来到村口。

沿着一条水泥大道走去，一座高大的牌楼矗立在眼前，上书“西王舍”三个大字。这就是我的出生地了。可是，眼前的景象和我所熟悉的景象无论如何也联系不在一起。记忆中的西王舍分明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么，怎么这里还盖起了楼房？只见右手边是一排黄色的楼房，不远处是几栋即将竣工的新楼。海元告诉我，村里10多年前就盖了楼了，妹妹银镯还买了一套呢。

海元执意要我看看村头这座公园。公园是在一座小型水库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有座湖心岛，沿湖边种植着垂柳，再往里还有水榭亭廊。过去的农民、现在的居民每天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晨练、散步，那是何等的惬意啊！

离开公园，我们进了老村。青石铺就的小路依旧泛着光亮。当看见祖屋的时候，我默默地愣住了。

这就是我的祖屋么？这就是我出生的祖屋么？眼前的祖屋，像被遗弃已久的老人，破衣烂衫，目不忍睹。大门前的路上长满了各种野草，大门上着锁。那门楼顽强地屹立着，砖瓦的缝隙间长着小草。绕过门楼，从东屋墙上的破洞望去，对面的西屋已经坍塌，厚厚的屋顶破碎在院子中央。高大的北屋还在勉强地支撑着，只是不知它还能撑多久？唯一有生命的，是那棵老梨树。只见它枝叶飘摇，像是欢迎过去的小主人。

62年前，我就出生在那座已经坍塌的西屋，一直住到3岁那年迁往阳泉。那段生活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记，只记得我做过一个梦，梦见地下橱柜的门自己开了，有一队天兵天将从天而降，穿过我家的窗户，在后炕上摆开战场捉对儿地撕杀。母亲说，我小时候身体很虚弱，经常发高烧说胡话。

那门楼是我小时候盖的。之所以有印象，是因为家里一下子来了很多人吃饭，而且吃的是平常吃不到的好饭：“疙瘩”和“小米捞饭”。“疙瘩”是把玉米面做成小小的圆圆的饼放进菜锅里煮熟了，“小米捞饭”是把小米煮熟了捞出来再就着菜汤吃。之所以说是好饭，是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油水，平常都吃白水煮菜，碗里见不到几粒粮食，而这种饭粮食多菜少，当然好吃。和现在“好饭”的观念大相径庭。

老屋的门楼是农村常见的样式，迎风石上刻着菱形的花纹，高高的屋脊。打开大门，迎面是一块影壁。原来进了门后有一架葡萄，门楼重新盖好后葡萄又移回来了，不幸应了“树挪死”的那句老话。院子里有一棵梨树。春天来临的时候，满树开着白白的花，十分好看。东房是厨房，西房是住人的。拾阶而上坐北朝南的是上房。上房外面有两盆高大的夹竹桃。上房中间是堂屋，相当于现在的客厅，左右是东西厢房。爷爷奶奶住东厢房。堂屋正中摆放着一张八仙桌，靠山墙上有个“爷爷”龛，里边供奉着几个神仙，是木刻彩印的那种。这些，就永远定格在我几十年前记忆的底板上了。

记忆中的爷爷是个慈祥的老人，头发像“列宁头”。爷爷抽烟很厉害，那时候抽得是旱烟，后来才抽上纸烟。爷爷还有个水烟袋，那是铜做的，下面一个容器装了水，容器上伸出两个管子，一个是弯的烟嘴，一个是直的烟锅。点烟用纸捻子，一吹就着火，抽的时候会胡噜胡噜地响。爷爷还会拉“胡胡”（山西梆子的主乐器），是村里业余剧团的琴师。也许是在家住得少的缘故，我基本上没听爷爷拉过“胡胡”，也没看过西王舍村剧团演的戏。爷爷曾教我唱过一段戏，是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丁果仙的，只记得有“大溜溜”“二溜溜”这么两个词，其余的全忘记了。

至今只准确地记得爷爷说过的一句话：“年年有个二十六，小进（月）三天就过年”。大约四、五岁的时候，我跟父亲回老家过年。腊月二十六这天，爷爷领我去贾庄赶集，购买年货，在路上爷爷跟我说的。年三十那天晚上，爷爷和伯父、父亲、叔叔在东厢房喝酒，我也在。奶奶和姑姑做菜，没上桌。喝酒用的是一个锡酒壶，父亲倒了一盅酒，用火柴点燃，用来温酒。不知是谁把酒盅碰洒了，火把父亲的棉衣烧了个小洞。

记得1960年我回老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侄子来珍去采野菜，回来后奶奶给我吃的是从人民公社大食堂打回来的饭，里面多少有些粮食，而奶奶吃的是纯野菜，一点儿粮食也没有。这是我对奶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望着眼前长满野草的祖屋，我知道，一切的一切都已是过往的尘埃，奶奶和爷爷早已经故去了。遗憾的是，奶奶和爷爷走的时候因为学习和工作的缘故，我都没能回去……

望着下面埋葬着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的麦地，再一次百感交集。老人安葬的地方已经成了别人家的土地，坟早已平掉了，根本看不出来，只能根据地形大致估计墓的位置。

2010年6月27日上午10点30分，我跪下来，重重地磕了三个头，给爷爷和奶奶、给我的亲人……

三姨教我荡秋千

“三姨！”

三姨只是笑着，什么也没说，一会儿泪水就涌出来两行。是啊，有6年没见三姨了。

三姨亲我。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三姨伺候母亲坐的月子，我是三姨抱大的。我小时候常住姥娘家，三姨还没出嫁，就带着我。我跟三姨上过学，是农村的学堂，不是学校。一间屋子里边放几张长条桌子和长凳子，像识字班。她听课，我就在旁边玩。三姨荡秋千很棒，把我也练出来了，不畏高。我参加工作后装台爬高，没有不敢上的地方，想必和小时候荡秋千有关吧。

后来长大了，三姨带我去地里干农活，翻红薯秧、浇菜园子、摘枣、收谷子，还耕过地。我还喜欢跟着三姨下暖窖取菜。北方的冬天很冷，农村的屋里烧柴火，也是很冷的。为了在冬天也能吃上菜，就要想办法把菜储存起来。农村的菜很简单，只有红薯、红萝卜、白萝卜和“蛮茎”（家乡话，也是一种萝卜）。在一块地里挖一个十几丈深的井，顺着井壁两侧掏好能放下脚的小洞，就能上下了。在井底往旁边再掏两个洞，菜就分别放在洞里，用土掩埋好。井口再盖好盖子，上边铺上玉米秸保温，就成暖窖了。外面冰天雪地，井底却温暖如春，很棒。

还依稀记得三姨出嫁时的情景，那时候是旧式婚礼，讲究骑马坐轿。三姨夫骑着高头大马，穿长袍马褂，戴插着金花的礼帽，胸前十字披挂戴一朵绸子扎的大红花。三姨是一身红，戴的是凤冠霞帔。一路上有吹鼓手吹吹打打，鞭炮乒乓直响，好不热闹。

三姨夫老家在贾庄。从西王舍爷爷家往北，不出2里就到了贾庄。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大兴土木，两个村子基本上就连在一起了。贾庄原来是乡政府所在地，现在成了镇。

我回老家的时候，总会在三姨家住一两天。每次去三姨家，只要有戏，三姨总会带我去看戏。贾庄有个戏园子，经常有剧团演出。地处晋冀交界处，井陉人既看河北梆子又看山西梆子，老家人叫作东梆子和西梆子。我清楚地记得看过《杨八姐游春》呢。

我骑自行车还是三姨教会我的。大约是初一那年暑假吧，我回姥娘家，正好三姨也回家看姥娘。有一天在大门前看到远处河对岸的打麦场上有个女孩在学车，三姨说：玉文，你也不学车？我说：学也没用，家里又没车子。三姨说：先学会再说。并激我说，人家女孩子都会，你男孩子还能不如她？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推上舅舅的车子，跟上三姨，只用了两天就学会了。我家没有车子，上初中骑过舅舅的车，上高中骑过三姨夫的车。直到15年后的1978年我才有了自行车。

三姨后来跟着三姨夫所在的地质119队辗转山西阳泉、江西鹰潭、山东兖州、河北邯郸，最后落在邯郸。

第一次去邯郸看三姨是1972年，我和大弟玉明去的。第二次是1987年，我所在的山西省话剧院和河北省检察院合作创作电视剧《护航》，就住在邯郸市人民检察院，常去看望三姨。后来就没再去邯郸了。倒是我调到深圳后常回家看母亲，三姨会借这个机会也去看望母亲，我们会见一面。逢年过节，我会给三姨寄去礼品，打电话问候问候。老说来，老没来。12年过后，我终于第三次到邯郸看三姨和姨夫来了。

我答应三姨多住些日子。这一住就是12天，过了端午节才走。三姨几乎每天都问我：“玉文，想吃什么饭？”我总是说：“什么也沾（行），我好养活。”说完俩人就哈哈地笑起来。这些日子，三姨操心费力，只怕我吃不好睡不好。呵呵，还当我是孩子呢。

赵庄岭的大姨家

“哥，到村子里转转吧？”海文提议道。

“好。”我答应着，就和海文出了家门。

这次回老家，大本营扎在了赵庄岭海文家。海文家在平涉公路边上，也是村子边沿。我们沿着公路向村里走去。脚下这条熟悉而又陌生的公路，一下子勾起我许许多多的记忆。

这条路从微水经过西王舍、贾庄，再往北过了小作（zào）河，就到了赵庄岭，这里是大姨家，有8里地的样子吧。赵庄岭原来也是一个乡所在地，一条大路把村子分为东岭和西岭两个村。大姨家在东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撤乡并镇，归了小作镇。

赵庄岭缺水，是个干旱的地方。小时候见过人们求雨。几十个赤臂的汉子，头上戴着柳条编的帽圈，抬着龙王爷满村子转，好像还敲锣打鼓，念叨着什么。灵验不灵验就不知道了。到了1958年兴修水利的时候，这里修了水渠，才改变了干旱的情况。现在，这条水渠已经废了。

那时为了存水，村里家家有个深深的“水葫芦”，冬天下雪后把雪扫进去，到春天没水的时候再用。夏天用水，是到三里地以外的河滩附近担水，我和海文跟着大姨夫去过几次，要走很远的路，回来挑着水还是上坡，很累很累。现在好了，家里有了水窖，还用上了自来水。

小时候常住大姨家。那时大姨家进了大门就是一条窄巷，里边是二门。二门里有间东房，最后进了三门才是院子。不是他们富裕，是受地形的制约，只能如此。前二道门都十分简陋，只有进院子的门才好一些。春文去年拆了二门，新修了大门。

老家的房子是平顶的，用厚厚的灰渣砸实，平平的很光滑，到秋天还可以晒粮食。有一年夏天，天气太热，我和海文跟着大姨夫在房顶上睡觉。躺在席子上，有微风吹过，很是惬意。我们望着天上的星星，指点着北斗七星，讲着牛郎织女的故事，直到很困了，才进入梦乡。

这就是大姨父和大姨生前住过的老院，虽然都翻新了，但我依旧忘不了它。大姨夫是苦出身，15岁就没了父亲，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大姨夫是很慈祥的，记忆中他很少对弟妹们发火，给我的印象是每天乐呵呵的。大姨夫小时候在新井矿拣碳，父亲看家伙（看库房），还有小作的姨夫是烧水的，那时候他们就认识了。他们肯定都未曾想到，多少年后居然成了“挑担”。后来大姨夫还在石家庄桥西小煤窑干过几年。我记得大姨夫是民兵，小时候的晚上经常见他扛着“三八大盖”，提着马灯去巡逻——就是看田，提防坏人搞破坏。

大姨夫当过队长，印象中有晚上回来给社员们记工的事。大姨夫是个热心人，喜欢帮助别人。他被赵、杜、郝等几个散姓推举为“管事”，这些人家的婚丧嫁娶，他都要出面张罗，而且能达到各方面的满意。大姨夫处理过一起如何让去世的老人有个好的归宿、进而平息了亲戚们的恩怨的事。结果是老人的八个侄子齐齐给大姨夫下跪表示谢恩。

大姨夫晚年的时候，除了耳朵背，身体很好。那些年一直给人磨面呢，五六十斤的面，他一下子就能扛起来。农忙的时候还去地里干活，拦都拦不住。　　　

大姨身体一直不太好，听大人们说是“心口疼”，一直吃着药。大姨老了以后，经常默默地闭着眼坐着，大约是不舒服吧。有时候，会去阳泉或邯郸和母亲、三姨住些日子。1995年回去的时候，我给了大姨200元。是我的一点孝心吧。听三姨说，大姨用这些钱买了“花衣”（凤冠霞帔），去世以后穿着走了。

每次去大姨家，大姨总要想方设法给我们做好吃的：面条啦、饺子啦；还有农村的特产：红枣、柿子、北瓜、红薯、红萝卜等等。每次回来，大姨总要给母亲和我们带些稀罕东西，除了那些特产，还有白面、瓜片、粉条、枣糕、云头儿、面筋等等。

2001年我回家过年，78岁的大姨夫和70岁的舅舅还专程来阳泉看望母亲和我。回去的时候，我把两位老人送到了火车上。自此，再也没见过面……

一路走着一路想着一路看着一路聊着。看了正在修缮的文化活动中心，看了被火烧过的火神庙，看了那座清代的拱门。只是，再也见不到曾经的亲人了。

6月28日这天，我让海文、双文、春文三兄弟领我去给大姨大姨夫上坟，以弥补我未能送别的遗憾。大姨和大姨夫在天有灵，看到玉文给你们磕头烧纸了吧。

童年记忆里的康庄

这回回来，妗子领着我在村子里走了一圈。村子里的小路，早先是青石铺的，如今都是水泥路了——修高铁的时候铁路部门给钱铺的。在这条路上，我来来去去不知道走了多少回，也曾经串过门、挑过水、看过戏。那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水井，还有熟悉的戏台，勾起我无数的回忆……

从赵庄岭大姨家出来，顺着大路一溜下坡就到了姥娘家。那时候的路是弯弯曲曲的，有6里长。路两边是庄稼地，走到一多半的时候，路过小寨村边，就顺着河滩走。小寨河边的山坡上有一座小庙，每走到这里总会莫名其妙地紧张，总怕有强盗从山上冲下来，不由地就会加快步伐。其实，这就快到姥娘家了。转过这个山脚，就看到了姥娘家的村子。

姥娘家叫康庄。刚学“康庄大道”这个词的时候，很是自豪了一阵子。实际上这里是北康庄，因为井陉县还有个南康庄。北康庄属方山乡，是山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晋察冀根据地的一部分，母亲还当过儿童团团长呢。

康庄村前有一条河，没有名字。这条河是季节河。冬天没有水，夏天发洪水，有时候还特别大。1963年发大水，把村口井边上的一棵大柳树都冲跑了。不发大水的时候，河水清清的，长满了水草，里边还有小鱼，有小蝌蚪。石墙上还有垂下来的串枝莲。在这条河水里，不知留下了多少儿时的欢乐。

村子是沿着河边顺着坡势建的，姥娘家在村子的最东边。进了村口，总有认识的舅舅姨姨、哥哥姐姐们打着招呼，立马就感到了乡情的温暖。老娘家是依山修建的，要顺着沿石坝底边铺的石头路上去。这里有四户人家，最外边是另外一家，依次过去就是姥娘家、大舅家、二妗子家。大舅、二妗子、三舅和我们是远房亲戚，因为薛家是小姓，所以走得很近，跟一家人似的。

姥娘家前边有一块小小的空地，实际上就是一条路，再往前就是坝的边沿了。靠坝的边沿有个小石桌，吃饭的时候搬几个蒲团一放，就成了饭桌。再两边是姥娘种的花，还有一棵枣树。

姥娘家出门往东然后往南，过了马路过了河，这是通往地里的路。这条路还是那样，窄窄的，两边长满了野草，常有“礓礓石”。我就踩着这条路，去石门菜园子浇过菜园子，去枣洼沟驮过萝卜，去东坡放过羊。

冬天除外，暑假回老家是一定要干活的。割草、铡草、担水、赶驴、翻山药秧、间苗、浇园，我都干过。最惬意的事，是当天到家就把鞋一脱，可以光脚玩了。

菜园子是人民公社的时候分给农民的自留地，每家有两厘。菜园子很好玩，都是水浇地。春天的时候，顺着水渠，把两边的地整成一畦一畦的菜地，种上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白菜。有时候还种玉米，大概是粮食不够吃的缘故吧。我回去后经常跟着姥爷去菜园子，或间苗或浇菜。水井是机械的那种，驴拉着水车转，水就抽上来了。我的任务是在水渠边自家的菜畦边上挖一个口子，等浇满了水，再堵上，让水浇下一个畦。干活的时候打着赤脚，在水里趟着，很开心。

村子里有不少种果树：红枣、黑枣、黄连籽、柿子、核桃、桃、杏，还有石榴。果树长在自家的院里或地里，地里的树没人看管，也没人偷。可惜是稀稀落落地散见于山坡地头，成不了气候。

日子虽穷，人们还是想办法做出些特色来。像把柿子晒干，磨过以后做成柿子面；到冬天，还把软柿子冻起来，吃冻柿子；把枣串起来晾干，就成了枣篦子。回姥娘家的生活很愉快，无拘无束的，那是孩童时的天堂。

如今的康庄变化很大：那条路——就是平涉公路，直了宽了；河也干涸，没水了；村子扩展了许多，人们都住上了新房子。最惊人的，就是眼前那条石家庄通往太原的高铁了。妗子说，什么时候咱们村修个车站，去成都看喜林就更方便了。

我的姥爷姥娘

我们老家管妈叫娘，管姥姥叫姥娘。我是住姥娘家长大的。我至今一口纯正的乡音，就是姥娘家的话。

姥娘和姥爷很亲我。听母亲讲，一岁的时候，我出麻疹，又抽风，连着六天水奶不进。母亲上火，把奶都憋回去了。姥娘日夜守着我，蘸着水擦我干枯的嘴唇。姥爷为我都急得哭了。母亲说，谁也想不到你还能活下来。还是我命大，居然活过来了。为了能养活我，姥娘去观音庙许了愿，许100个枣圈，把我“锁”到12岁。12岁那年，我请假回去开锁。记得是脖子上挂着11条“锁”——一条线绳，上面拴个红布条。从家出去，一路上不能回头，一直到观音庙。磕了头，还拿了什么东西，才返回来。

姥爷家里很穷，是长工。姥爷没上过学，一个字也不识。可是，姥爷的心算十分了得。听母亲讲，每年秋收的时候，粮食要过秤，姥爷的心算比帐房先生的算盘还快。我还没上学呢，姥爷就教会了我“小九九”口诀。“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属相的推算也是姥爷教我的。人们报个年龄，我马上能推算出他的属相。

姥爷耍社火是一把手，拿手的是耍“毛毛枪”（即红缨枪）。据母亲讲，姥爷把一杆长枪舞得上下翻飞，令人眼花缭乱。我出生的时候，姥爷年事已高，不能上场了。所以我从没见过姥爷的功夫。由于德高望重，姥爷担任了社火会的“会首”。小时候曾跟着姥爷走会——就是率社火会到其他村表演，到过南陉。姥爷背了个褡裢，里边装着烟、“梨膏”，还有他们社火队的饭钱。“梨膏”其实就是硬糖，有长方形的、有螺蛳状的，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糖对一个小孩子的诱惑力极强。可是姥爷绝不会多给我，因为那是大伙的。

和爷爷家的社火不同，姥娘家是素社火，净脸，没任何装饰，玩的是真刀真枪，是真功夫，远近闻名。那鼓敲起来很威武，铿锵的鼓声中透着一股剽悍。开始是流星锤打场子，接下来是双头钩、扑刀、单刀、双刀、红缨枪、哨棍、两节棍、三节棍等；还有套路组合，徒手夺枪，单枪破双刀等等。我曾学过一套徒手拳，还给爷爷表演过，可惜后来全忘了。

姥爷抽了一辈子烟，是旱烟。我记得点烟用的是火镰。火镰是一个斧头状的荷包，刃这边是一块比较厚的好铁（也可能是钢），后边的包是皮子做的，里边装着艾（一种燃点很低的草）和火石。火石就是石英石，我还在河滩里给姥爷拣过。点烟的时候，拿一点儿艾放在火石上，再用铁刃使劲撞火石，擦着的火花能引燃艾，之后把着了的艾放在早已装好烟丝的烟锅上，一吸就把烟点着了。小时候我经常给姥爷点烟。姥爷大病一场以后把烟戒了，后来活到82岁。听母亲讲，姥爷去世的时候，全村的人几乎都去了。

记忆中惹姥爷生过一次气。我还是比较勤快的，会主动干活儿。每次回去，我都会去地里找姥爷。有一次，到家就快中午了，我就没去找，和妗子她们说话。这时姥爷背着一筐草回来了，我也没去接。姥爷不高兴了。别人接他，他不让，说，叫玉文来。我赶紧过去接过姥爷的草筐，姥爷才露出了笑脸。

我不爱吃零嘴，也没有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唯有花生，是我的最爱。这是小时候姥爷惯我的“毛病”。那时候没有什么好吃的，尤其在农村。姥爷疼我，就在河滩的沙地种点儿花生，收了以后把花生藏在一个小坛子里。这些花生别人是不能吃的，只有等我回去的时候吃。

有一年，姥爷和姥娘看队里的桃园，在一棵核桃树下搭了窝棚。姥爷把掉下来的核桃都收起来，那时核桃还没熟透，还有一层软壳。我回去以后，用石头把外边的软壳砸掉，弄得手指黑乎乎的。虽然在桃园，我也不能随便吃桃。只有在卖桃的人来摘桃的时候，我才能吃上摔坏的桃。可惜，这个桃园早就消失了。

小时候我跟姥娘给姥姥上过坟，多少知道一点儿姥娘的辛酸史。姥娘虽然讲着一口地地道道的井陉方山话，但却是山西人。原来，姥娘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里的同宗兄弟为了争夺产业，就把她和姥姥一起卖到了河北井陉。姥娘在方山一个地主家当使唤丫头，后来嫁给了姥爷。姥娘是三寸金莲。

那时候，我就喜欢跟着姥娘转。什么浇花呀、打浆糊糊鞋底呀、搓麻绳呀，到过年，就跟着给“爷爷”（各种神）龛的灯盏搓灯捻、添油，点灯花。

姥娘爱养花，都是些草花——西番莲、指甲花、鸡冠花、美人蕉等。指甲花是红色的，很好看，还是农村女孩子染指甲的免费化妆品。把成熟的花捣成花浆，撒些盐搅拌起来；再把花浆糊在指甲上，用纸包住；一晚上的工夫，指甲就染红了。家里的姐妹们都喜欢。

农村爱剪花，虽然比不上陕北的农民剪纸，却也能剪出许多漂亮的窗花来。姥娘剪的时候，我也学着剪，手艺练得还不错。5岁的时候，母亲给我做了一条新裤子，我用剪刀在膝盖处剪了一朵梅花，高兴地给母亲看，结果挨了一顿打。我的手很巧，还会做“鞋”。那时，我们都穿大人做的布鞋。鞋底先是用旧布一层一层沾在一起，然后再用麻绳纳成底子。我曾用母亲做鞋底的边角料做过尖口鞋、方口鞋、带带鞋，小小的，大约有一寸多长，很像那么回事。这都是看姥娘她们做学会的。

姥娘还会做笸箩。那是用纸浆糊在瓦盆模子上，干了以后褪下来，再贴上纸烟盒，一个笸箩就做成了。或盛旱烟、或放针线，用途不小。那会儿的烟有绿叶、火车、大生产、敦煌、大婴孩。这些牌子现在似乎都没有了。

农村条件不好，我回去以后，姥爷和姥娘总要想办法给我打闹些好吃的。最特殊的待遇是喝生鸡蛋。姥娘家养着几只下蛋的鸡，鸡蛋不是供人吃的，而是家里的货币。常用来去供销社换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甚至哄小孩们的糖——我们叫“梨膏”。这么珍贵的鸡蛋，姥娘对我却从不吝啬，给我实行的是特殊政策：喝生鸡蛋。这是为了给我补身体，据说鸡蛋生着喝是养人的。

姥娘爱吃肉，我也爱吃。爱吃是爱吃，可那个时候想吃也没钱买啊。有的时候，生产队会杀掉老弱残疾的牲畜，姥娘家也会分一份。若是在冬天，一定会留到我回去再吃。这是真的喜欢我啊。

老家有个讲究，“迎客的饺子送客的面”，对我这个外甥也不例外。农村的白面是很少的，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这都是过年过节才能吃到的美食。饺子，老家叫“扁食”。一般是素馅儿，就这也吃得很香。后来条件好了，会买点儿肉。村里没肉可买，要到十几里外三姨住的乡所在地贾庄才有。乡村既没有汽车，也没有自行车，要步行去买才能吃到。走的时候吃面条。吃面条也没有菜，只有葱花加点儿盐，没有颜色再加点酱油（农村一年也用不了一斤酱油），最后，从神龛里取出一个满是油垢的小瓶，滴几滴香油。不知道是现在的香油质量下降了还是什么原因，反正那时候的香油真香。而且，“捞碗”的面条（即干面条）只给我一个人吃，其他人，包括姥爷姥娘都吃“混锅面”（菜和面条，汤汤水水煮一锅）。

我很没出息，离开姥娘家的时候总要哭，舍不得离开、又不得不走。个中之情，一言难尽啊！

上小学的时候，寒暑假都要回去，初中的时候回去就少了。后来上艺术学校、参加工作就再没回去。姥爷姥娘去世的时候我也没能回去。直到1985年，我和玉明领女儿洋洋回姥娘家，才给姥娘姥爷烧了纸、磕了头，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1995年回去之后，又15年过去了。

6月25日，我终于在姥爷姥娘的坟前说：“姥爷、姥娘，玉文又回来看你们了！”

“我是井陉人！”

“口音一点儿也没改。”“还是咱们这儿的话。”　

乡亲们都很诧异。是啊，离开家乡都60年了，居然乡音未改！每到这时候，我都会很自信地说，“我是井陉人！”

说起来井陉老家的话，也是“十里不同音”，细听起来还是有差别的。在老家，我都说井陉话——其实就是康庄话。

小时候住姥娘家长大，自然是一口地道的康庄话。后来迁移到阳泉，学会了阳泉话。1958年，全国推广普通话，从那时起我就坚持说普通话了。只是回了家和父母依旧说井陉话。1966年离开家，开始从事话剧艺术后，说井陉话的机会就更少了。只有偶尔回家探望父母，才可能说。

和老人、和弟妹们、和乡亲们在一起，用家乡话一聊，顿时就拉近了距离，十分亲切。有些土话一说，像“不沾”（不行）、“没老”（没有）、“觉筛”（娇惯）等等，那感觉就是从没离开过这块土地的主人。

而让我惊讶的，是有些我并不熟悉的人，居然记得我。在西王舍，一个年龄小我几岁的人见到我说，“是玉文吧？”在赵庄岭，一个79岁叫光蛋的老哥哥来看我：“我来看看，玉文还认不认得我啦！”在康庄的菜园子里，遇上一位姥爷，一见我就说，“这是西王舍的大外甥玉文吧？”

真没想到，我只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常回老家，和他们也不常见面。1964年后，仅仅在1985年和1995年回去过两次。这么多年过去了，家乡的人还认得我这个远方的游子，我真的很感动。

离开老家的时候，亲人和老乡们都说，常回来看看。我答应了，我肯定还要回去的。

我深深眷恋的，依然是故乡的土、故乡的亲人……

2010年8月23日

后记：我和共和国同龄，一辈子从事戏剧电视编导演工作，现居住在深圳。我没有食言，2014年4月和2017年9月又回去过两次。这是我的井陉情结。文章曾收入我的散文集《遥远的童话》（文汇出版社出版），此次征文有较大的修改，篇名也由《故乡的情》改为现名。仅以此文表达游子之心。

作者简介

梅玉文，男，1949年2月13日出生，河北省井陉县西王舍人。现居深圳罗湖。

一级导演。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深圳市罗湖区文联专家委员会主任、山西省话剧院客座导演。

在戏剧、电视领域从事编剧导演表演工作53年，喜写作、爱摄影。入选《中国戏剧家大辞典》，出版专著《剧的演绎》（中国戏剧出版社）、散文集《遥远的童话》（文汇出版社）。

编导代表作有：上党梆子《活寡》、话剧《沙枣树》，小品《也想有个家》《“名记”》《悄悄话》《老鼠的尾巴》；电视散文《深圳写意》《遐想潮州菜》《我们应该选择怎样活着》《走不出外婆的目光》。

任编剧、导演的作品曾获得中国曹禺戏剧奖·小品小戏奖、文化部群星奖、中国社会综合治理“好新闻”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电视星光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等国家级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