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武灵王平昼闲居原文及翻译

战国策武灵王平昼闲居原文及翻译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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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动有明古先世之功。为人臣者,穷有弟长辞让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业,启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

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

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乐,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贤者戚焉。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

王遂胡服。使王孙绁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将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听于亲,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谊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故明德在于论贱,行政在于信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后德且见也。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以辅公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寡人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绁谒之叔,请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

使者报王。王曰:“吾固闻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祝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礼服不同,其便一也。”

“是以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知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

“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燕、东胡、楼烦、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

“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非社稷之神灵,即鄗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非寡人所望于子!”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议,敢道世俗之闻。今欲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令。”再拜,乃赐胡服。

赵文进谏曰:“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政之经也。愚者陈意而知者论焉,教之道也。臣无隐忠,君无蔽言,国之禄也。臣虽愚,愿竭其忠。”王曰:“虑无恶扰,忠无过罪,子其言乎。”赵文曰:“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

王曰:“子言世俗之闻。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俗之众,不足与致意。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释之。”

赵造谏曰:“隐忠不竭,奸之属也;以私诬国,贼之类也。犯奸者身死,贼国者族宗。此两者,先圣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虽愚,愿尽其忠,无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讳,忠也。上无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

赵造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治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吴、越无俊民也。是以圣人利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故圣与俗流,贤与变俱。谚曰:‘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译文:

赵武灵王平日闲坐时,肥义在一边陪伴着他,肥义说:“大王是在考虑天下形势的变化,权衡兵力的使用,怀念简子和襄子的功业,盘算抗击胡狄的好处吗?”武灵王说:“继承君位不忘祖先的功德,是国君应该遵循的原则;献身事君,力求显扬国君的过人之处,是臣子应该遵循的原则。因此英明的国君平时要做引导百姓、便利行事的教育,行动时要发扬光大祖先的功绩。做臣子的,在未做官时就应具备尊敬长辈、谦虚礼让的德操;在做官以后就应做出帮助百姓、辅佐君主的功业。这两点,正是做国君和做臣子的本分啊。现在,我想继承襄主的事业,开发胡、狄地区,担心永久都不被人理解啊。如果是对付一般弱敌,只需花费很少力量就能取得很多战绩,不必把百姓拖得很苦,就能获得像先代简子、襄子那样的功业。要想建立特殊功业的人,就一定会受到习惯势力的牵制;有独到见解的人,难免被一般人所抱怨。现在我打算教导百姓改穿胡服、习骑射,那么社会上一定会对我进行非议了。”

肥义说:“我听说,在事业上犹豫不决就不能建功立业;在行动上疑虑重重,也就不能取得功名。现在大王既然下定了摆脱世俗的决心,就不必再顾虑任何人的非议了。那讲究高尚道德的人,不去附和一般俗见;成就伟大功业的人,就不和一般人商量。从前虞舜为了宣扬德教,演练干戚之舞,苗族就归服了;夏禹赤身露体地进入裸国,裸国也就服从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纵情享乐,而是去宣扬德政、建立功业啊!愚蠢的人对于即使成功的事情也弄不明白,聪慧的人在事态尚未露出苗头之际就能察觉出来了,希望大王马上去施行吧。”

武灵王说:“我对改穿胡服的好处毫不怀疑,我只是担心天下人讥笑我这种做法。正如疯子高兴的事,聪明人却为他哀伤;蠢人觉得可笑的事,有才能的人却为之担忧。人们如果能够拥护我的措施,那么改穿胡服的功效将是不可估量的。那时即使让天下所有的人都来讥笑我,胡地和中山我一定会占有它。”

武灵王于是改穿胡服。派王孙绁向公子成说:“我已穿上了胡服,并且将要穿着它上朝,所以希望叔父也能穿上它。家庭里的事由父母做主,国家的事由国君做主,这是古今公认的准则;子女不违抗父母,臣子不违抗国君,这是先王时就已通行的规矩。如今我下令改变服装,可是叔父却不穿,我怕天下人又要议论了。治理国家要有一定的原则,面对老百姓有利才是最根本的;管理政事要有一定的准则,而保证政令得以推行才是首要的。所以要想显示功德,必须考虑到下层百姓的利益;要想推行政令,首先要使权贵们奉行。现在,我要改穿胡服的目的,决不是放纵情欲而娱乐心志啊。事情只要开了头,功业就有成功的时候;事成功就,道德就显现出来了。今天我担心叔父违反了治理国家的固定原则,而去附和贵族们的那些反对胡服的议论。况且我听说过:‘做有利于国家的事情,行动就不会出现偏差;依靠宗室贵戚们的支持,名声就不会受伤害。’所以我希望仰仗叔父的正确行动,来促进改变胡服的成功。我特地打发王孙绁到您那里去拜望、陈述,请叔父穿上胡服吧。”

公子成拜了两拜,回答说:“我早已听说君王改穿胡服了,只因我卧病在床,行动不便,所以没能及早地向您提供意见。现在君王命令我改穿胡服,我就大胆地谈出我的愚见吧。我听说过:‘中国这个地方,是聪明能干、具有远见的人所居住的地方,是各种物资财富所聚集的地方,是圣贤进行教化的地方,是仁义道德所施行的地方,是诗、书、礼、乐所使用的地方,是各种精妙技艺所应用的地方,是远方国家前来参观学习的地方,是四方不开化民族所应该崇拜和效法的地方。’现在君王舍弃了这些,而去套用边远地区的服饰,改变了古代的礼教,变换了古代的准则,违背了人们的心志,背叛了圣贤们的教导,脱离了中国的传统习俗,我希望大王要多多考虑啊。”

王孙绁把公子成的话向武灵王报告。武灵王说:“我早已听说叔父患病了。”于是,就亲自到了公子成家里,对他说:“衣服的式样,不过是为了人们穿着方便的,而礼制是为了处理事情的便利。所以圣人总是考察当地的习惯而因地制宜,根据实际的需要而制定礼法,为的是利民富国。至于那些剪断头发、身上刻画着花纹,手臂刻着纹饰,左边缝着衣襟,正是瓯越百姓的习惯。那些用草汁染黑牙齿、额头上刺刻着图画,戴着鱼皮帽子,穿着粗针大线的衣服,乃是吴国百姓的打扮。虽然他们的礼俗和服饰各不相同,便利于人们却是一致的。”

“所以说地区不同,其举止措施也就各有变化,客观实际不同,礼仪制度也就会相应地变化了。因此圣人认为,只要对老百姓有利,在措施上就不求一致;只要真正能给事业带来便利,在礼法上就可以不必相同。儒生们同出一个老师而他们的主张、礼法就不一样,中原地区的风俗传统大体一致,而他们的政令却彼此分歧,更何况那些居住在偏僻山谷中的人们,不都也是在因地制宜地各求方便嘛!所以对事物的选择、取舍,再有聪明才智的人也无法强求一致;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服饰打扮,就是圣贤也无法把它们统一起来。穷乡僻壤的地方,少见多怪;孤陋寡闻的人们,经常巧辩不休。不懂得的事物,不要随便去怀疑它;不同于自己观点的意见,也不要轻易非议,这才是追求真理的公正态度。

“现今您所说的一些话,都是些世俗的言论;而我所说的一些话,恰恰是如何改革习俗和传统的言论。目前我国东部有黄河、薄洛水两条河流,是我国与齐国、中山国的交界线,可是我们却没有水军。从常山到代郡、上党郡一带,东边与燕国、东胡为邻,西边与楼烦、秦国、韩国接壤,而我们却不曾在那里配备骑兵和部队。所以我要设法筹集船只、建设水军,并组织河边民众共同防守黄河和薄洛水;我还要改变旧式服装,训练骑兵,以便守卫我国与燕国、东胡、楼烦、秦国、韩国间的边界。再说从前简主不把我国的疆域版图局限在晋阳和上党,接着襄主又兼并了戎狄和代地,驱走了各部胡人。这些业绩,无论是笨人还是聪明人,全都是很清楚的。”

“早些时候,中山国仗恃齐国的雄厚兵力,侵犯我国的土地,俘虏我国的百姓,引水冲向我们的鄗城,如果不是社稷神灵的护佑,鄗城差一点就失守了。先王对这件事极为愤恨,可是这个仇至今还未能报。如今我们采用便于骑射的胡服来武装自己,近可以保卫上党这个形势重要的地方,远还可以向中山国报仇雪恨。而叔父您偏要依从中原地区的旧俗,却违背了简主和襄主的遗愿,反对改穿胡服的命令,而忘记了国家所蒙受的耻辱,可不是我对您的希望啊!”

公子成听了以后,拜了两拜,叩头说:“我愚昧无知,没能领会君王的意图,大胆地讲了一些世俗的偏见。如今君王既然继承简主和襄主的遗志,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我哪里还敢不听从您的命令呢。”说完又拜了两拜,于是武灵王就赐给他一套胡服。

赵文又前来劝阻武灵王说:“农民用辛勤耕耘来养活治国的人士,这是国家的常规。无知的人说出自己的想法,由既聪明而又有学问的人进行评论,是朝廷教化的准则。做臣子的不隐藏自己的忠心,做国君的不阻塞臣下的言路,就是国家的福气。我虽愚笨无知,却愿意尽忠直言啊。”武灵王说:“考虑问题,不要讨厌不同意见的干扰,对尽忠直言的人,不要斥责他的罪过,您就大胆地说吧。”赵文说:“适应时代的潮流,顺从社会的习俗,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原则;服装有一定的样式,这是礼法所规定的;遵守法令,不发生错误,乃是百姓的本分。这三个方面,是古代圣人用来教导我们的。现在君王舍弃了这些,而去袭用远方胡人的服式,改换了古代的教化,变更了自古以来的行动准则,所以我希望君王认真考虑一下这件事。”

武灵王说:“您所说的不过是一些世俗的观点。一般人沉溺于旧的习俗,读书人又拘泥于书本上的知识。这两种人,都只能完成固定职守、顺从既定的政令罢了,是不能高瞻远瞩、改革创新的。再说,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服式不同,却都统一了天下;春秋时代五霸的教化不同,却都能治理好国家。常常有远见的人制定出规章制度,一般无知无识的人只能去遵守。有才能的人可以议论、探讨礼法、教化,没才能的人只能是墨守陈规。对那些恪守传统习俗的人,是不能够和他交流思想的;对那些拘泥于旧礼教的人,也是无法和他们谈论理想、志向的。所以,习俗应跟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礼法制度也要随着形势的改变而改变,这才是圣人治国的原则啊。秉承命令而行动,遵循法度而没有私心,是做老百姓的本分。有远见卓识的人,能随着新事物的出现而改变原来的观点,通晓礼法的变化,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真正志在修身的人不仰赖别人的赞许,治理当世的人不去效法古代的成功。您还是放弃那些不正确的意见吧!”

赵造规劝道:“藏住忠心不说,属于奸邪之类;因私心而误国,属于贼害之类。犯奸的应处死,害国的应灭族。这两种,是先王明确的刑罚,是臣子的大罪啊。我虽然愚钝,愿尽忠心,不敢逃避死罪。”武灵王说:“畅所欲言,不加避讳,这是忠臣啊。君主不阻拦臣下发表意见,这是明君啊。忠臣不避危险,明君不拒绝别人提意见,您就说吧!”

赵造说:“我听说:‘圣人不交换百姓而进行教诲,聪明的人不改变习俗而行动。’顺着民心去教诲的,不烦劳而可获得成功;依着习俗而行动的,轻车熟路,非常方便。现在大王改变原有的做法,不按习俗办事,改穿胡服而不顾社会上的议论,这可不是教导百姓遵守礼制。况且服装奇异的人,心意就放荡,习俗怪僻的地方,往往民心混乱。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不穿怪僻的服装,中原地区不仿效蛮夷的不开化行为,因为这是教导人们遵守礼制。并且遵循原有办法,没有什么过错,奉行传统制度,不会偏离正道,我希望大王好好考虑吧。”

武灵王说:“古今的习俗本不相同,为什么要效法古代?历代帝王互不相袭,为什么要遵循古代的礼制?伏羲、神农时代,只教化而不用刑罚,黄帝、尧、舜时代,虽用刑罚而不愤怒。到了夏、商、周三代的圣王,都是观时制法,因事制礼,法令制度都顺应潮流,衣服器械都使用方便。所以说,治理国家不一定只用一种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必效法古代。圣人的兴起,不承袭前代而兴旺;夏、商的衰败,因不变更制度而灭亡。可见反对古来旧俗的,不应受到非议;而遵循旧制的人,也就不值得赞许了。如果说服装特殊就会思想放荡,那么服饰正统的邹、鲁两国,就应该没有不正的行为了;如果说风俗怪僻的地方,百姓就会变坏,那么风俗特殊的吴、越地区,就该没有杰出的人才了。所以圣人认为,凡是适合穿着的,就是好服装;凡是便于办事的,就是好规章。关于送往迎来的礼节,衣服的样式,是使百姓们整齐划一,而不是用来评论贤能的人的。所以圣人能随着风俗而变化,贤人能随社会变化而前进。谚语说:‘照书上记载来驾车的人,不能通晓马的习性;用老办法来对付现代的人,不懂社会的变化。’所以遵循旧制的做法不会建立盖世的功勋,尊崇古代的理论不能治理当代,希望您不要再说反对胡服的话了。”

评点:

此文记述了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故事。

赵武灵王作为赵国的一代英主,敢于克服重重阻力,移风易俗,从实用角度大胆推动胡服骑射。事实也证明,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赵军的战斗力的确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赵武灵王也因其注重实用、勇于改革的形象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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