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外交核爆炸——1964年中法建交,英美不谈定了

1964年1月27日,新中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消息震动了西方,震动了世界,被称为“外交核爆炸”。中法建交有力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打破了美国孤立中国之图谋,这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政策的体现,也是法国总统戴高乐谋求独立自主大国地位的需要。

图说外交核爆炸——1964年中法建交,英美不谈定了

戴高乐领导之下的法国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力图在政治上、军事上乃至外交上实现“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政治上,以法德联合组建欧洲共同体;军事上,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外交上,则以“缓和、谅解、合作”代替意识形态之争,所以与中国建交是法国独立自主政策的集中体现,是法国完善其全球布局的关键一环。而戴高乐之所以要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为的是争取和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避免成为美国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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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对大国地位有着近乎执着的追求,而这都是二战惹的祸。二战期间法国的迅速溃败,以及对纳粹德国的卑躬屈膝,使法国的强国形象黯然失色,而罗斯福、丘吉尔将“战斗法国”排除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之外,更是严重挫伤了戴高乐的民族自尊心。所以戴高乐上台后,再次拾起了法国外交中注重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再次抬起了法兰西雄鹰慢慢低下的头颅。而面对当时两大集团之间无休止的缠斗,戴高乐逐渐意识到,法国想要重塑大国地位,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在1964年1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戴高乐说道:“中国拥有开辟未来的一切手段,我们不清楚它需要多长时间来发展自己,但有一点是绝对肯定的,总有一天,中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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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戴高乐眼中,与中国建交对法国重塑大国地位是有利的。首先,与中国建交后,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将成倍提升,因为其将成为唯一能同时与美国、苏联、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其次,戴高乐希望借助中法之间的直接对话制约美国的亚洲政策,从而推动越南以及整个东南亚实现法国一直期望的“中立”地位,以利于法国重返这一地区,正如戴高乐所说:中国是亚洲的重要力量,法国想重返东南亚,就不能避开中国,必须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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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美苏两极格局的大环境之下,中国和法国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适合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并最终走到了一起。中法建交不仅仅是两国谋求独立自主地位的重要外交举措,同时也是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戴高乐相信,与中国建交以后,其他国家迟早会效仿法国。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鉴于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以及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而选择了一条戴高乐走过的道路,即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中法建交打开了中西方之间相互认知和交往的大门,可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国际关系中极为精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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