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狂人评价刘文典

很多名教授的讲课开场白蛮有味。比如，陈寅恪上课时的开场白是：“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布“文化狂人”刘文典上课时的开场白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无疑，刘文典是庄子研究大师级专家，其代表作《庄子补正》曾让他在学界暴得大名，他以最懂庄子自居，曾放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是刘文典，半个天下人共分之。”

刘文典的狂，是狂到了家，但他的学问，也是做到了家的。刘文典最初以《淮南鸿烈集解》名世，胡适在此书中的序言中称赞此书为“岂非今日治国学者之先务哉！”陈寅恪在《庄子补正》的序言中也赞叹道：“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刘文典的《庄子补正》，至今还是研究庄子的经典。

刘文典的狂言多到一箩筐，他曾宣称，西南联大总共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一个，冯友兰一个，他和唐兰各算半个。抗战时期，联大教授为防空，经常要在防空警报拉响后，要跑到防空洞中去，教授们称之为“跑警报”，有一次跑警报时遇到当时还没有学术专著的沈从文，他看不起沈从文，特边跑边讥笑道：“陈寅恪跑警报是保存国粹，我跑警报是为了《庄子》，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跑什么？！”

有学问的人难免偶尔口出狂言，但狂到刘文典那种程度的，可谓凤毛麟角，他狂到从来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从来不怕人家颜面扫地，在西南联大教书，他甚至拿工资的事情来怼他人，曾放言：“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可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是什么？那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刘文典的狂，也是有一定底气的，除了学问之外，他还是最早的革命党人之一，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加入中华革命党，又做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常以革命元老自居，连国民政府主席、三军总司令蒋介石他都不放在眼里。

1928年，安徽闹学潮，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被蒋介石叫去训话，蒋介石态度不好，责问刘文典怂恿学生闹事，还骂刘文典是“学阀”，刘文典毫无畏惧，回敬说蒋介石是“新军阀”，当蒋介石盛怒之下骂刘文典说：“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时，刘文典竟然怒不可遏地以身体撞向蒋介石，因此而被关进了监狱。

民国时期很多教授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特点，那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个个都是真正的大丈夫！

我了解的刘先生算得上是民国时国学大师一派里的表率了，脑子里接受了新思想，身上旧时文人的优点（当然也有一些毛病）也都没落下，有风骨，重学识，勤治学，又亲近学生（天性幽默，没一般教授的架子，学生都乐于和他相处）。一生行事为人，总结起来跳不脱才、傲、雅三字，下文就结合刘先生的一些轶事再来说一说。

首先是才，才是文人立身之本。刘先生一生治学，以“一字之微，征及万卷”为格言自勉，成果颇丰，尤以在校勘学上的贡献为重。

他有译作：《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更有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群书校补》《杜甫年谱》。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39年完成的《庄子补正》，由陈寅恪先生为此书作序：“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

刘先生自己对这一作品也是颇感骄傲，曾放言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其狂如此，却并不招人厌，因为古今文人狂傲多半是因为有真才学，所谓恃才傲物，刘先生算是个中典型。他的傲是有原则的，一为气节，二看学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