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当前尴尬的问题有哪些呢

我国纪录片陷入了尴尬境地，一方面是国内纪录片在国际上获奖频频，另一方面却是对纪录片的资金投入越来越少，许多片子叫好不叫座，难以再现万人空巷的辉煌。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纪实主义浪潮后，从1995、1996年起，中国纪录片开始走下坡路，进入低迷困境。

在经历了短短几年的奇迹之后，各种电视纪实栏目的收视率开始急遽下降，例如曾创下36%的收视奇迹的《纪录片编辑室》在近年已降至7%左右。

随着纪实浪潮的消退，纪录片在创作上也进入萎缩状态。尤其是以电视台为中心的体制内创作，由于收视率的大幅滑坡，纪录片创作人员的转行也是一个不争的实。

把这种转变单纯地归因于市场或者观众都是不恰当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很多变化，包括审美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生活节奏，一方面让人积极向上，但另一方面又给人带来压力，比如说很多人都面临着的生存问题，要求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竞争状态，在这种紧张的状况下，要观众晚上还看让他思索的片子，我认为是苛求的。

另一方面来说，电视台都要考虑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电视剧、新闻、娱乐节目可以带来广告客户，也就不太可能把重点放在高雅深刻的纪录片上。

　　我国电视的目标群体是以中低文化层次为主的观众，而电视的播出体制必须靠播广告来谋求生存和发展。

于是，电视剧几乎占领了所有频道的黄金时间，而作为影视中蕴含深刻文化积累的纪录片，却被打入了冷宫。

纪录片的对象受众并不是所有的会坐在电视机面前的人，当娱乐和商业的口号被放大到极致，当社会的文化心理还没有完全成熟、民主和科学精神还没有到位，电视剧、综艺娱乐节目仍然会继续攫取大部分观众，同时还有日益贴近群众、接近事实的新闻节目正迎头赶上。

这就决定目前的纪录片很难坐上收视率排行榜的前几位交椅。

　　路在何方

　　●精品化：纪录片品位的提升关键

　　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制片人米齐·戈德曼认为，西方纪录片的表达通常比较深入，也比较复杂，它对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是一个“考验”。

而中国的纪录片则比较注重传达资讯、讲述过程，对观众的挑战性较小，如果中国的纪录片要赢得更多的观众，那它们就必

　　长期以来，我们的纪录片都存在单一、平面的问题。科学、自然、探险等方面题材的明显缺少不谈，即使在社会人文领域，我们纪录片的选材也仍显出了平面、单维，并存在明显的趋从心理。风光片、光环人物、边远地区、部落体、“老百姓的故事”，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类型，且宣称觅到了纪录片的“正宗”。

　　纪录片的精品化就要尝试表现形式的多元化，表现为取材、主题、手法的多样性，但纪录片的内核却是一定的。比较中外的纪录片，可以发现，“矛盾、冲突和追问是外国纪录片题材的核，哪怕是记录平静的日常生活，这种矛盾性和冲突性，也能被挖掘出来。

这就是他们的纪录片的魅力，能够成为超越国家、种族、制度而共享的精神营养。” 而我们的纪录片似乎更注意题材的表意符号，欠缺穿透力，不少片子是思想和形式大于内容。

　　除了创作理念和形式的转变，技术更新也有助于类型化。数码技术的发展，使记录设备日益小型化、个人化，摄、录、编可以由一个人独立甚至轻松完成，制作人可以从容自如地记录原汁原味的生活实态。这种变化已经促使许多业外人不断进入纪录片的制作行列，虽然这是非主流形态的，但对体制内的创作方式却是一种补充，蕴藏着一些新的可能性。

　　类型化还应该从国际纪录片界吸取养分。近年来，国家如日本、法国、美国，个人如小川绅介、怀斯曼，对中国纪录片都具有深刻影响。通过交流，中国纪录片人对纪录片的含义、纪录片对现实的观照和态度有了新的认识。

比如独立纪录片，吴文光、段锦川、蒋樾、康健宁等开始沉淀到底层生活中去，更耐心和平等地接近被拍摄者，捕捉真实、具有质感和意味的生活场景。他们的《阴阳》、《江湖》、《八廊南街16号》、《彼岸》都是在漫长的等待、静观中打磨出来的，几乎没有运用宣传片惯用的旁白、解说和访谈等手法，更直接、客观，更讲究生活的原汁原味，更能挖掘出生活中的问题，体制内的纪录片也可以从国际上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