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已非常接近三分之二的水平。然而，同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0%，尚不到全部人口的一半。换言之，尚有近30%的常住人口未能成功落户，其中既有为城市建设服务的“农民工”，也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安居乐业，同时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陆铭教授《大国大城》或许能给出不少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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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对应分散居住
在气候环境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土地的肥力和种子的质量决定了农产品的产量，单纯依靠人力反复“精耕细作”的效果有限。因此，农业生产往往对应相对分散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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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集聚
相比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土地的依赖较小，同时分工更细且强调合作。因此，制造业和服务业更倾向于人口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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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对应着经济结构的变化
中国经济结构由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过渡，必然带来生活方式由相对松散转向相对集聚，最终造成了快速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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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反过来有利规模经济
人口的集聚，既有利于知识、信息和技术的分享，也因为人口密度较大，能分摊相对较大的成本，使得创业更加有力可图，也使得公共服务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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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必然向大城市集聚
大城市之“大”，开始跟地理环境有关，长三角和珠三角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良好的港口条件。随后，当大城市具备较大的人口后，规模效应开始发挥作用，专业化分工更加细致，创新创业面临更好的环境，吸引更多人口向大城市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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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城市并不大
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已经过大。但从国际比较来看，相比于总人口规模，中国大城市其实并不算大。未来，中国大城市将创造更多就业就会，农村人口可以进一步城镇化，如老年和女性可以选择餐饮服务等相对轻劳力的工作，孩子也有更多机会进入城市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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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其实更环保
大城市人口密集，常常被认为环境更差。其实，恰恰是由于大城市人口密集，地铁等公共交通才有利可图，反而能减少汽车使用频率。同时，工厂和写字楼等场所人均用电量和用水量等都明显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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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病”应该从提升供给解决
从历史经验来看，通过限制落户和公共服务并不能有效控制大城市人口，反而会使得应有的投资（地铁、水源、教育、医疗）落后于实际人口，造成城市宜居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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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病”缓解有利于更多人口集聚和效率提升
在选择居住地时，大家首先会选择更好的就业机会，但如果宜居条件过差，也会制约人口向大城市聚焦。因此，如果能通过提前规划和适度投资，改善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将有利于大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集聚效应将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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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规划和适度投资有利于提高户籍城镇化率
目前，尽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接近三分之二，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尚不足一半，地铁、水源、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投资不足，阻碍了新市民的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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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建设指标置换有利于促进落户
如果允许进城的农民放弃宅基地并获得补偿，将宅基地还耕有利于增加农业用地，并可以使得农田更加规整，发展机械化农业提高产量。由于宅基地退耕，在不减少农业用地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加大城市吸引服务农民工落户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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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养殖叠加人口减少，农村人均收入将明显增加
机械化养殖有利于产量的提升，农村人口向大城市转移，将明显提升农村人均收入，反而有利于降低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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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应结合当地情况并提升公共服务
未来，城镇化需要尽可能吸引容纳农村人口入城定居。对那些由于种种原因留在农村的居民，需要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帮助他们更好的安居，但这种转移支付应该侧重提升公共服务，而不是脱离当地实际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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