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精通天文历法的德国宣教士汤若望来到中国。他不远万里来华，当然是要把耶稣拯救世人的大好消息（福音）告诉中国人。但当时明朝所用的历法已经暴露出许多弊端，偏差屡现。而对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农耕帝国来说，准确的历书对国计民生影响极大。所以汤若望凭着精深的天文历法造诣，开始研究制定适合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新历，因此受到明朝政府当局的礼遇。
斗转星移，明亡清兴。1644年，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将北京内城划为满人居住区，下令内城居民三日内全部迁到城外去。正在内城工作的汤若望冒死致信多尔衮，阐明制定历法的重要性，以及诸多制历资料、设备搬迁的难度。多尔衮破例允准汤若望继续居于内城工作。
顺治二年（1645年），汤若望所制定的新历法（命名为“时宪历”）被朝廷颁行天下，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沿用至今的中国农历。
期间，因着一些清朝爱国人士的反对，农历的颁行也曾遇到一些波折。譬如有个叫杨光先的人，便屡次发难攻击汤若望所制定的农历，甚至说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这样的话。康熙四年（1665年），在权臣鳌拜、苏克萨哈的支持下，农历新法被废止，取代了汤若望职务的杨光先全面恢复了旧历法。行之数年，误差日大。此时汤若望已经蒙冤去世，其学术继承人——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与杨光先据理力争，康熙七年（1668年），朝廷派人查勘双方实际观测，证实西洋人的新法的确优于杨光先所坚持的旧法。康熙八年（1669年），杨光先被革职。康熙九年（1670年），朝廷复行“时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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