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只用一句记载就揭露了郑庄公

先请您注意了，本文犯了自媒体两大忌讳：非常非常长（9千多字）而且不讲俏皮故事。

这么长是因为读左传很多地方不能不细，哪怕我已经尽量避免了其中繁琐的注释论辩。

虽然不讲俏皮故事，但我尽可能找出一条有趣的读史脉络。

没时间一下子读完的朋友，可以点个“收藏”慢慢看。

1. 摄政公

公元前723年，在位46年的鲁惠公薨了，他的长子公子息姑即鲁隐公继位。所以到了第二年（公元前722年），《春秋》和《左传》就称之为隐公元年。

息姑虽然是长子，却并非嫡长子。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未能为他生下嫡长子就卒了。而次妃声子以继室身份生下长子息姑。不同于后世所谓的继室夫人是正妻，有评注者认为，这个继室可能只是正室夫人去世后，次妃代为掌管内事的一个称呼。所以，息姑在鲁国直至死后终也没被认可为是嫡长子身份。

后来，鲁惠公又娶了宋武公的女儿仲子。《史记》把这段描写为鲁惠公本来是要为长子息姑迎娶仲子的，结果他看到仲子很漂亮，就自己娶了。史记是部伟大的作品，但它的这段记载相当大部分是从《世本》等成书年代很晚的书上采集的，这些本身就是经过多重加工的。我个人对这段史料记载是存疑的。

宋仲子在嫁入鲁国时，还带来了一个传说，说她在出生时手掌上的纹路写着“为鲁夫人”。这样的传说开始被风传出来，用意是在于鲁惠公自原配正妃孟子去世后一直空着的夫人地位 。在那个时代，这种祥瑞传说是很有用的。

而年老的鲁惠公显然很中意这场宋鲁联姻，而且也喜欢这位年轻的宋仲子，默许了这种风传。在仲子终于为他生下了公子允后，鲁惠公对她更是宠爱有加，她似乎有了正室夫人的地位。但因为具体史料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也不清楚惠公是否正式册封过仲子为夫人，同样地，也没有具体史料明确显示公子允被封为太子。而且，当时似乎有一条礼制规定，诸侯是不能两次册封正妃的，身为周公旦之后的鲁惠公很可能因为受制于这条规定，而没能正式册封仲子。

但惠公显然给足了仲子夫人的地位待遇，种种迹象表明，鲁国上下大概心里都开始视这位公子允是嫡子，而此时的长子息姑显得地位有些尴尬了。

但是鲁惠公薨时，此时宋国的君主已不是宋武公，而是宋穆公，他的军队正在鲁国的黄这个地方与鲁军对峙。而此时，公子允才七八岁，局势纷乱之下，国君之位还是由年长的公子息姑继承了。

继位的息姑即后来的鲁隐公，似乎和公族大夫们有种默契，将自己置于一种“摄政”的身份上，以便将来还政给成年后的公子允。所以孔子编《春秋》，却不写隐公“即位”，《左传》对此说明隐公是“摄”位，而非即位。

“摄政”一词，对于鲁国人而言并不陌生。鲁国的第一代君主伯禽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公姬旦之子，而周公旦在正统的周朝历史表述中，就是周成王成年之前的摄政王身份。这个身份给周公带来了在其后三千多年中国历史中的伟大地位，但鲁隐公的摄政身份带给他更多的却是种种尴尬处境和最后的悲剧下场。

2. 憋屈的摄位者

继位初的隐公清楚地感受到了他国诸侯和国内公族大夫对自己的轻忽无视。

在周朝的分封天下里，诸侯新即位后，通常会选择和周边的公侯会盟，以此来宣示自己的存在感。放在今天也一样，一位新的国家元首即位后，通常大家会很关注他的第一个来访或出访对象。

对这位“摄位”的隐公，诸侯们大多选择了观望的态度，没有响应他的会盟请求。最终，隐公继位后的第一个会盟对象，定为在周公侯子男的爵位中等级比鲁公要低两个级别的邾子。而且这位子爵的位子来得并不正（原因不明），还未得到周天子封爵位的册命，因此他也很需要通过和鲁国这样的大诸侯会盟来得到认可。于是，在春三月，两人在鲁国境内的蔑（今山东省泗水县东）会盟，无论隐公再怎么大，邾子再怎么小，在这种以平等身份会盟的场合，隐公还是得称呼对方“仪父”以示尊重。

而在国内，诸公子和大夫的手里各握有军政之权，也不太将“摄位”的隐公看在眼里。头一年就发生了三件没经过隐公授命而公子大夫私自作为的事。

元年（公元前722年）四月，大夫费伯（费在今山东鱼台县西南）在未得到授命的情况下，私自带兵到郎（今山东鱼台东县）筑城。费伯筑城的目的是什么今天不得而知，但在那个时代筑城可是大工程，恐怕仅仅带着兵过去是不够的，还要发动很多民众服役，而这么大的事就算放在今天想也会觉得无论如何都得上报请示国君的吧，而费伯就是这么肆无忌惮地无视隐公存在就干了。甚至很可能费伯就是有意趁着你初继位，权位不稳毫无威信的时候，我就把这事儿给干了。

冬季十月，郑国要征伐卫国，派人向邾子请求出兵。邾当然是个很小的国，邾子大概觉得派不出像样的兵力，就私下派人向鲁国的公子豫请求帮忙带兵一起助阵——这说不定还是在隐公和邾子会盟时建立的交情。公子豫大概觉得郑国征伐卫国，那是必胜之局，心里也想借机表现为自己增加点战功，就向鲁隐公请求要前往会盟助阵。隐公没有答应，没有答应的原因可能和隐公刚刚与宋国和解会盟有关，这个我们后面会补充谈到。但是，没得到隐公允许的公子豫还是决定自己带兵去和郑国、邾国会盟了。

同一月，都城南面新修了一个城门，左传记载，同样是未经隐公同意授命的，只是记载未说明是谁自作主张。但能组织动员力量在都城新修城门，要知道这个城门可是攸关城内乃至整个诸侯国安全的事情，这个人的权力和地位一定是非常之高的。

然而，朝内的其他公子大夫们这段时间里所在意的，并不是这帮人的私自作为，他们关心的是借由惠公的丧葬之礼来向诸侯与国中说明隐公只是摄政而非正统的身份。

七月之时，周天子派人来送鲁惠公和仲子的赗。（赗 fèng ，是古代丧葬礼仪中的助丧物事 。这些助丧物事有时是一整套的，用马车载着布帛财物。这其中，车马就叫赗，财物就叫赙，衣被就叫襚。虽然今天我们把赠助丧物事简化为送花圈了，但送往礼仪依然是中国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条记载看，年轻的仲子这时似乎已卒了——也有认为说还没卒，但至少在其后的史料中没看到这位仲子在新朝发挥什么影响，而周王室似乎也是将仲子视为鲁惠公的正室夫人，某种程度也给了隐公难看：“你不是嫡子”。

周王室的这一举动也被左传评论家批评为是违反礼制的行为，这某种程度也反应了“礼崩乐坏”从王室开始的一个侧面。

十月，鲁国改葬了惠公，左传记载所说的是一开始因为宋军还在境内，丧事比较草率。另外还有更深层的一个原因，把前一次丧事的草率和隐公是仓促间权且继位的，这两件事对应起来。是的，因为这一次的改葬仪式，隐公显然被有意地要求不出席主持，以此明确其摄政位而非正位。在这次改葬仪式上，卫国君主卫侯前来会葬，也没有和隐公见面。

即使放在今天，一个刚继位的国家元首不能出席国家最重要的典礼，别的元首受邀来参加也不来见你了，可以想象这得有多憋屈。

3. 无声的谋略与手段

对于初继位时的这些憋屈，隐公显然隐忍了下来，虽然这种隐忍可能不是郑庄公的枭雄式隐忍，而更像是汉献帝式的傀儡式隐忍，但隐公还是展现了一些看起来不显山露水但有效的谋略和手段来渐渐改善了自己的地位。

在继位初年（公元前722年）的九月，也就是改葬惠公的前一个月，隐公和宋国达成了和解，并且在宿（在今山东东平县附近）举行了会盟。这场和解很可能一时间触及了当时鲁国很多军事贵族的情绪，但其带来的和平也可能是后面那场改葬得以举行的原因。

但隐公能迅速地和正在交战的宋国达成和解，并进一步还结盟，能让我们联想到这里面有很值得肯定的独到眼光和手段的。和解与结盟的这个时机显然对鲁国是有利的：

首先，鲁国此前在黄（在今河南民权县东）打败过宋军。

其次，此时的宋国君主宋穆公很可能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史载他在一年多后（公元前720年八月）就薨了），他的国君之位是从哥哥宋宣公那边继承而来的，他也要抓紧安排国事，把位置传给宋宣公的儿子，而让自己的儿子出局诸侯国，保证宋国政局的稳定过度。

还有，周王室从西边的镐京迁到东边的洛阳后，当时王幾附近的大诸侯国是郑国和宋国，郑国此时把持王室朝政，和宋国之间开始起了纷争。在这个时机之下，宋国也乐于和鲁国和解并结盟。其实后面宋国还汲汲于求要和齐国结盟，可以说间接地开启了齐国的争霸序曲，这是后话，到时再表。

到了第二年（公元前721年）的开春，鲁隐公还和戎会于潜（在今山东济宁市西南）。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个戎和后来惯常大家所认为专指的西北地区游牧势力的那个戎并不一样。在春秋时期，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诸侯国与国之间，城与城之间，甚至乡村之间通常都还是有很多很大的空白地带是不归国君管理的人群聚居的。这些区别于服膺一整套文化和政治共同体的华夏族，在北方通常被称为戎，戎就是拿武器的人；而在南方则通常被称为蛮，因为南方多丛林沼泽，蛮是指与毒蛇猛兽为伍。

后世的《左传》评论家批评令人鲁隐公的这一举动，认为你刚继位，既不去朝觐周天子，也不去和诸侯交好，反而先和戎修好，是失了华夏之道的行为。今天我们读这种评论可能会觉得这种评论有点迂腐和过于借题发挥了，但老实说这种批评是有其一定的背景和道理的。

因为这时候的华夏文化还不是后来魏晋唐宋时期那种庞然浑然的大体系，就算经历了王朝被少数民族势力覆灭也依然能保持主体性。当时的天下体系因为刚刚经历过周王都镐京被犬戎势力攻入而迁到洛阳的事件而开始进入“礼崩乐坏”的危险状况，这个文化和政治体系是有可能面临因为被异族势力侵夺而消失的。

所以孔子在评论管仲时有过一句很高度的赞扬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说的就是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个称霸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宣示，就是所谓“尊王”。这个“尊王”实际上并没有让周天子真的因此重新掌握天下大权，但是它重新强调和叙述了这个天下是一个有秩序有结构的体系，这加强和保障了华夏文明往同心圆的方向继续走下去，避免了因为自我消耗而被异族势力侵夺消失的危险。所以孔子做出对管仲的这句赞扬是有他当时对历史很深刻的理解的。

这次会见实际上是对惠公时期鲁国和戎修好的延续，但隐公没有答应戎的结盟请求，而是推迟到了秋季之时才完成会盟。这里面可以做这样一种解读，与戎修好是鲁国这样一个没那么强大但也不小的诸侯国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同时鲁国作为周公之后又有其担当礼制文化体统的责任，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是很关键的。而隐公显然是有谨慎地在处理与戎的关系，而且从后面的发展看，鲁国与戎相处得是风平浪静的。

根据左传记载，在这一年（公元前721年），鲁隐公还促成了其周边两个小诸侯纪子和莒子的会盟，并把女儿嫁给了纪子。这几个小诸侯和齐鲁之间的分分合合关系贯穿整个春秋时期，这也可以说是齐鲁文化合流成型的一个历史脉络，这个我们后面有机会再表。

在国内，鲁隐公还派了司空无骇率兵征讨了极国（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而这场战斗的最后结果却是前面提到的私自在郎筑城的费伯（费庈父）灭了极。关于这场战斗因缺少更多的史料记载，我们只能从一些注释推测一些更多的信息。

首先，极应是戎的地盘。我们前面谈过，戎不是单一势力，而是当时对非华夏势力的一个统称。隐公之前先和戎会而不盟，之后派兵征伐了极，然后再和戎会盟。这个过程里面有两种可能的外交谋略，一是我先不答应你们的会盟请求，你们得容我先达到征伐极国的目的，然后我再和你们结盟。二是我得等到征伐过极国后，挟兵威来跟你们结盟，这样能得到对鲁国最有利的结果。

而这些历史事件线在《春秋》中写得一气呵成，令我们体会到了隐公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手段，这也的确是隐公的长处，我们后面再来专门谈到。

而另一方面，费伯之前私自在郎筑城看来也是在等这个征伐吞并极的时机，我们现在无法还原费伯究竟是跟着司空无骇一起出兵的，还是等无骇攻入极退兵后自己再趁机吞并了极。这里需要明白一点，中华文明的发展史虽然以文化融合为主旋律，但这种征伐拓土的战争史同样长期伴随着。

但显然，隐公既没有追究费伯的私自筑城，也默认了费伯的灭极。在对待自己国内大夫公族的擅命行为，隐公不仅仅是因为不怎么掌握军政大权而对他们无力，而且更多地是采用一种放任纵容的态度，这种态度还不同于郑庄公那种我先隐忍然后伺机除掉你的枭雄个性，而是处于某种先天的忠厚性子。于是，隐公某种不那么贤明但也称不上昏聩的、忠厚却无益的性子开始慢慢显现了。

4. 臧僖伯与隐公

隐公的这种不贤明但称不上昏聩的、忠厚却无益的性子，在《左传》有关鲁隐公最长的一篇文字《隐公矢鱼于棠》中体现得最是明显。

这事发生在隐公即位的第五年（公元前718年）春季，这时候的朝内虽然权臣公子翚（翚huī，又称羽父）依然跋扈恣意行事——关于他我们后面会专门写一节，但基本上已经平稳，隐公此时甚至还准备参与到宋、郑、齐的纵横捭阖之中，从中取利。

或许是觉得压抑了几年后，终于有个比较舒心的时刻，隐公决定到棠（今山东鱼台西南）去看捕鱼——其实就是想去春游散散心。这时候，臧僖伯出来反对了。

臧僖伯是鲁隐公的祖父鲁孝公的儿子，从辈分来说是鲁隐公的堂叔，所以他此时的身份是公子。臧僖伯这个名是后来他的孙子彄的封邑为臧，后人就以臧为氏，并追尊他为臧僖伯。

这实际上也是一段中国姓氏史的体现，我国近日的大部分姓氏都是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分代后以封地或赐字为姓。前面提到的司空无骇在隐公八年去世后，其后代就被隐公以无骇的祖父公子展为氏而赐姓为展，展姓就是从这个而来，有名的展禽（柳下惠）就是无骇的儿子。

虽然《左传》里没有明确记载，但显然臧僖伯对于隐公稳定朝局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的。而对于隐公要在即位第五年春季去春游去看鱼的举动——当然，身为一国之君的春游肯定是比较劳师动众的——臧僖伯提出了他的反对理由，这是一段很深刻优秀的古文：

“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

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

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这篇文字看起来拉拉杂杂地谈了很长的礼制如何如何，今天我们读起来可能会觉得臧僖伯是不是对于一次出游有点过于小题大做了，但其实通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思想，即告诉你咱们这个国是有一个体统规制在的，这个体制最关键的一点核心叫“仁民爱物”，你一国之君去看捕鱼，一则扰民，二则也不合体制。国君只要带头遵守了这个“仁民爱物”的体制，则国政自然稳定平顺。这个政治思想放在今天也依然是非常具有普遍适用性的。

在当时，臧僖伯已经年老——就在这年底他就卒了，这话其实还可以进一步解读为，臧僖伯在苦口婆心地暗示和劝说隐公，您可千万不要得意忘形，之前您能稳定政局，是因为只要把握好体制的力量就可以平稳过渡；而如今如果您带头违反了这种体制，是随时有可能再生乱的。

但隐公此时已经心飞扬了，面对臧僖伯的劝谏，他没有恼反而有些不安——这是他忠厚的一面，但他腆着脸给自己找到了个借口来敷衍臧僖伯：“吾将略地焉”(我是要去巡视地方滴——不是去春游的)。《左传》短短的文字写得相当传神，当你联想隐公说这话时那种有点扭捏脸红的样态，都不免会忍俊不禁。

但是，国君要巡视地方也是有体制的，即使到了今天，政府的领导要到地方巡查也有一套程序规则的，至少不能说我们公司现在放假休息了，你领导说要来视察公司的劳动情况吧？

不过，臧僖伯没有继续在这个问题是给隐公难堪，我们可以想象，年迈而睿智的他会如何带着担忧和遗憾，然后叹了口气不说话。而最后他决定不跟随隐公的这趟棠之游，某种程度也让隐公感受到了这位堂叔的情绪。所以到了年底臧僖伯卒后，隐公说“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下令对臧僖伯的葬礼加一等。

“叔父”二字已露深情，“有憾”、“弗敢忘”二语写出隐公是记得当时臧僖伯的神情的，并对此始终挂在心头，这种文字读起来很耐人寻味。

而对于“叔父”的“憾”，作为君主的隐公却不能做到在公事上我因此下决心要纠正我的行为，而是在人死后对葬礼加一等这种私情上表现出来。再联想隐公前面那种就算其实内心知道他的劝谏是对的、可禁不住内心想要去放松放松的渴望的样态（这大概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但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君主或决策者，却不能不防微杜渐其可能会带来的致命隐患）。一个能忠厚待人却做不了贤明之君的隐公形象不禁跃然纸上。

这些都是《左传》很棒很美的文章笔法，所以读《左传》和读《史记》一样，你不仅要用读史的心态去读它，还得用读文学作品的那种细腻品评去读。

5. 纵横捭阖

隐公执政在外交上有很多出彩的地方，前面已叙述了他在继位元年与宋的和盟，以及次年与戎的会盟并征伐极国。而他在政局稳定之后参与到中原列国的纵横捭阖之中，同样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隐公继位之时（公元前722年），周王都已东迁洛阳（公元前770年）近五十年，王室朝廷的影响日益式微，此时的中原列国已纷争征伐不断。因为周朝采取的是封建制，诸侯林立，各种外交上的攻守同盟戏码十分热闹。

这时的中原主要是郑国和宋国之争，而齐国则是崭露头角。

郑国在周王室东迁后把持了朝政中很重要的卿士之位，经郑武公和郑庄公两代君主的经营与权谋，郑国日益强盛。尤其是这位《左传》第一篇长文《郑伯克段于鄢》的主角郑庄公，堪称春秋时期的第一位枭雄，以后我们有机会专门来写写这个人。

而宋国是商纣王的长兄微子启之后，周灭商实际上是非常的以小克大的战争，商王朝在中原地区依然有着非常大的势力和实力，而宋国之封实际上就是周武王借助微子的影响力安抚殷商旧势力的重要安排。因为地处中原富庶之地，又有殷商累代底蕴，所以就算被姬姓诸侯国包围，宋国在整个东周的大部分时期依然是很强大的诸侯国。而因为本来就和周王室有某种天然矛盾，所以在周王室式微后，宋国也常表现出了对其他姬姓诸侯国的攻击性。

鲁国虽然是周公之后，一直有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就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而言，鲁国在诸侯之间是比较弱势的一方。如何既不失自己作为周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又在诸侯大国之间夹缝求生存，是很考验智慧的。

从地理位置看，鲁国与宋国交界，而与郑国不接邻。前面提到，鲁隐公在继位后先是马上与正在交战的宋国言和，并缔结了宿之盟。到了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的时候，鲁宋正准备继续会盟，巩固宿之盟的同盟关系。正好卫国发生了内乱，公子州吁弑君自立，会盟中止。而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卫国趁机挑唆了宋国联合卫、陈、蔡三国诸侯一起征伐郑国。然而这显然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第一次联军伐郑只是围了东门五日就撤回了。

因为同盟关系，鲁国也接到了发兵的请求。隐公询问了其公族大夫众仲，众仲认为州吁一定会失败，此次无妄之战终究要玩火自焚。所以到了秋季，宋再次组织联军伐宋来请求鲁国出兵时，隐公拒绝了。掌军权的公子羽父（又名公子翚huī）请求率军前往，没有得到隐公的允许，依然带兵参与了这次联军。这种明目张胆的抗命之举的后果，还有关于此人和鲁国内政问题，我们在后一部分会详说。

这一次联军的战果只是打败了郑国的步卒，割了郑国的禾谷，又撤军了。这种一无所获的军事行动加快了卫州吁的灭亡，也催生了宋国对于国君宋殇公的不满，导致了宋殇公最终被弑的结局。

鲁隐公或许已经预见到了这个趋势，心里也在盘算着和宋联盟的得失。在拒绝了这次出兵后的第二年（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宋国侵取了邾国之田，邾国向郑国请求愿意举国相助以向宋国报复，郑国遂借机取得了周天子的王命，联军征讨宋国，攻打到了都城的外郭。

作为同盟，宋国派使节向鲁国请求援兵，而鲁隐公听闻大军攻到了外城，本已准备出兵相救了。

可这是他却问使节说：“对方的军队到哪了？”——文章接下来的这几句是很值得玩味的，根据前文，鲁隐公明明已经知道联军攻到宋国的外郭城，为什么还要问？

使节回答到：“还没到国。”——这个国应该是指都城。那么使节为什么要说谎？应该是得了宋殇公的指示，估计是因为宋殇公这个人是比较喜欢耀武扬威的，不太喜欢在鲁国这个比自己弱小的盟国面前表现弱势的一面。

鲁隐公听了大怒，说道：“你派人来跟我说自己社稷有难，请我体恤同盟之情出兵，现在一问使节，你却告诉我军队还没到国。这可不是寡人所敢领教的了。”——这里“社稷有难”应该是宋国发来的外交文书辞令，可却被隐公拿来做文章了。隐公这个大怒，有解释成说他不满使节对他隐瞒实情。其实结合前面的明知故问，应该是隐公已经不看好宋国在和郑国争斗的结果，于是借题发挥，找机会淡化鲁宋同盟关系，从而把鲁国从这场争斗中择出来。

而一代枭雄郑庄公嗅到了这个气味，很果断地在次年（隐公六年公元前717年）和鲁国“渝平”“更成”（捐弃旧怨而修好之意）了。

这时候，齐国也加入到这场中原诸侯的纵横捭阖之中来，鲁隐公又很快地和这个很不好相处的大诸侯达成了友好关系。其后几年：（有些事件我们在说左传其他人物还会详扒）

隐公七年（公元前716年），齐鲁两国重申同盟关系。同年，在齐国的影响下，郑宋两国媾和。

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郑国用祭祀泰山的祊和鲁国交换许田，这个行为的意味我们将在讲到郑庄公的时候详说。同年，在齐僖公的主持下，郑、宋、卫三国在郑国的瓦屋（疑在今河南省温县境内）举行了和盟仪式，齐国还派使节向鲁国通报了此事。

至此，齐国加入这场外交争锋的一个目的也就清楚了：齐国借由做郑宋两国和解的公道伯，隐约建立了自己的老大地位。这个思路实际上是其后齐桓公称霸的先声。

当然，这种和盟脆弱得不如一张薄纸。隐公九年（公元前714年），郑庄公就以宋国不朝见天子为由，借由自己担任王室卿士的身份，发布王命讨伐宋国。这次宋国因前次鲁国未出兵，就不向鲁国派使节报信。而鲁隐公也借机发怒，和宋国断绝了外交往来。枭雄郑庄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时机，派使节捧着王命来请鲁国加入伐宋联军之中。

隐公十年（公元前713年），郑、齐、鲁会师讨伐宋国，在此过程中，郑国攻取了郜（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防（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南）这两个地方，在齐国的礼让下，这两个地方都给了鲁国。

而从上我们也看到了，鲁隐公在处理这些外交的过程，几乎每一次都为鲁国带来好处。

6. 某父不死，鲁难未已

这样一个长袖善舞纵横捭阖的君主，似乎不该说他不贤明。然而，鲁国的真正问题从来都不在境外，而在萧墙之内。

这里直接先讲讲鲁隐公的结局。

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手握兵权的公子翚（羽父）觊觎太宰之位，见隐公渐渐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就向隐公提出杀掉已经成年的隐公之弟公子完。我们在第一节中提到过，公子完是有嫡子名分的，隐公几乎是以摄政身份继位的。所以羽父提出这个建议，想作为自己进身的资本。

结果鲁隐公说道：

“当年是因为公子完年少，所以我才继位的。如今他长大了，我就要传位给他了。我已经派人去营建菟裘（在今山东泰安东南），以作为我将来归隐养老的地方了”（后来也常用“菟裘”喻指士大夫称士大夫告老退隐之所）

无论隐公此番话是真心还是假意，对于权臣羽父做这种表白却是愚蠢的。站在羽父的立场想一想：你要让位给公子完，哪天公子完即位了，知道我曾经劝你杀他，他还能容我吗？

此刻，羽父心生恐惧了，于是他反而跑去向公子完说，你哥早晚得杀你。然后在十一月时，鲁隐公前去祭祀钟巫，住在了大夫寪氏家。羽父就派了刺客潜入寪氏家，刺杀了隐公。羽父随后发兵围剿了寪氏——这估计是栽赃陷害兼杀人灭口来了。然后立了公子完为国君，即鲁桓公。

做了十一年君主的隐公，就这样被权臣公子羽父所弑。其实，早已多次记载羽父违命擅自用兵：

四年，在隐公拒绝了宋国的派兵请求后，羽父擅自率军和宋军围郑。

十年，隐公将会同郑、齐伐宋，羽父率军先于隐公而行。

真真描述了什么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就是这样一个乱臣，隐公却始终不得不重用他，而且他在桓公朝还继续把持朝政，并终得善终。

后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成语叫：“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说的是后来鲁桓公之子公子庆父，不断地制造了鲁国的内乱，以此来比喻不除掉罪魁祸首，就无法根绝祸乱。

而鲁国的庆父之难，其实早从隐公时期的羽父就开始了。

究竟鲁国会一直有这种公子内乱的情况发生的真正根源原因何在，且让我们一起把《左传》读下去，慢慢从中找出真正的答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