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70年代,香港的小说创作呈两极对立的趋势

也 斯

陶 然

董启章

潘国灵

韩丽珠

谢晓虹

唐 睿

香港一向以商业化大都巿的形象示人，时尚文化成为潮流，却并没有因此而失却文学的空间。回归20年，香港文学始终自有光芒，值得细加品味。

20年来，香港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港人的生活形态、生存状况、社会意识以及标志性事件都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概括地说，香港小说在现代商业文化的丛林下自成蹊。香港小说在内容题材方面谱系繁多、意象驳杂，有社会世相的揭示，也有个体生命状态的呈现；有地方记忆的回溯，也有都巿漫游者仓皇无地处境的表现；有情色的书写，也有疾病的隐喻。叙述美学也是形式多样，有传统写实笔调，也有魔幻笔法，更不乏后设实验。总的来说，回归20年来，香港小说多姿多彩的创作风貌为“我城”书写增添了新的维度，也有一些创作现象值得探讨。

食物的隐喻：香港味道

说到20年来的香港小说，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无论从时间或是从象征意义，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起点。作品发表于1998年4月，即香港回归后几个月，是香港历史新篇章中的一个重要小说文本，响应了某种历史经验，且以“食色性也”的方式来想象与言说。对于这部作品，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殖民与后殖民，甚至试图从中品读出微言大义。《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围绕着“我”与一班朋友“搵食”的经历，真实细致地展现出港人的生活方式——食的庶民文化，同时也扣连着“九七”回归及后殖民年代的社会世相。作者以“食物”作为切入点，进入香港寻常百姓家，出入茶餐厅乃至高级食府，游走于横街窄巷，展示香港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品味地道的香港味道，但又让人联想到社会的嬗变。也斯晚年执著地追寻“香港味道”，这不是从理念出发去图解香港，他在《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的后记中一言道破了“食物”的符号作用：“食物总连起人情，连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想象。”也斯另辟蹊径，为我们认识后殖民时期的香港社会提供了别具意趣的视角。也斯说：“小说首先是书写的艺术，不失阅读的乐趣，可以整理出想法来，却并不是依据一套观念写出来的。”这确实是创作的真义，体现了艺术创作的本质。

也斯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一种“回归”，即由现代主义的探索、实验，向传统写实技艺的回转，以贴地的方法讲述故事，着实是其创作理路的一大飞跃。对此，也斯有一番夫子自道：“每当我写作，为什么总得面对理论的干预，为什么理论变成压抑性的概括，理论带着它的偏见，否定我们的探讨，把我们复杂的文字放进它们容易消遣的小框框里，失去了原来丰富的意义？” “对我来说，当然是由于我在这地方长大，很想理解这地方的问题，是什么形成了大部分人主流的意见呢？是什么历史令那么多人带着偏见的看法呢？我在面对种种偏见中长大，想去理清问题，观察不同的人生，去想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而形成自己的想法而已。”

也斯的“港味”作品及创作理念，似乎为我们考察20年来的香港小说，提供了一个坐标。

“咬着自己的尾巴书写”

深受欧美文学濡染的香港文学，都以生命的勘探、灵魂的拷问为能事。欲望、肉体、生命，就成了纠缠不清的话题，成就了无穷的书写空间。

董启章的《衣鱼简史》写“我”到藏书库查找史料，对图书管理员“维”产生性幻想。两个书痴因书结缘，女子的祼体让“我”联想到“衣鱼”，“衣鱼”即书中的蛀虫——应和了广东话“书虫”（书痴）之意。作品中的女孩复述父亲的一句话，泄漏了这个迷离故事的意旨：“衣鱼在传统里是读书人的敌人，因为它破坏了书，但是现在像他一样的读书人却都变成了衣鱼，靠着把书残余的能量吃回去来生存，直至有一天把书都吃完，世界再没有书，衣鱼也没书可吃，人们就可以安然地把书和衣鱼忘记了。”作品体现了董启章以具象、写实的笔触诠释概念和书本经验的创作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本身也是“衣鱼”，寄书本而生。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香港当代作家中，有不少作家，如昆南、潘国灵等，都有“以学问为诗”的特点：从理念出发，开掘本身的内在资源，啮啃典籍和身心，这类创作或可用一句话来形容：“咬着自己的尾巴书写”。

昆南上世纪50年代进入文坛，60年代初出版长篇实验小说《地的门》，至今已逾半个世纪。昆南的创作一向以现代主义的先锋艺术形式呈现，追问存在的意义，执迷于情色生死的探究与反思，颠覆世俗的道德观和凡夫俗子的眼光。如《旺角记忆条》，凭着“云”的思绪流转，展示一段缠绕不清的多角男女关系，借记忆的回溯，揭示艺术人的私密空间，呈现旺角的种种面相。

潘国灵是“给写作附魔的人”，对文学有宗教般的虔诚，写作也成了其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他的小说有一种“病气”，是一种典型的疾病书写。《给写作附魔的人》中的“游幽”与其说是小说人物，不如说是潘氏自己的化身。这个写作者“吸吮书叶以疗饥”，“以文字书写作生命的放血治疗”和“自我赎救”。他的《分裂的人》，表现人的二分状态，“我”与“你”是生命的共同体，“我”是外在的存在，而“你”则是蛰伏在灵魂中的另一个自己，会时不时地怂恿“我”做出不合礼数或社会规范的行为。作品叩问的是灵魂，探讨的是生命、存在、性别的内在困惑，是思辨化的、意念化的，我称其为思辨小说。

通过这种追问内在的写作，香港小说加深了对“人”的认识，但我也有一个疑惑，不少写作者似乎都在“我”身上做文章，那么“人在何方”？目光只盯着自己，只在私我处挖掘的写作，又与“人”何干？

魔幻的空间：都巿幽灵

魔幻是香港小说的另一个面向，自西西、也斯于上世纪70年代开风气之先，奇幻叙述已成香港小说的一大传统。

在香港当代创作人中，韩丽珠、谢晓虹都是港式魔幻派的传人。她们的创作风格相近，还合写过一部《双城辞典》，在书写上不乏交集，过从甚密，有不少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

韩丽珠、谢晓虹不是在写实之路上亦步亦趋的作者，而是长着翅膀的都巿漫游人，作品都带一点鬼气森森的病相，呈现的都是一些灵异的世相。这当然与她们的美学观有关。她们的创作驱动力来自意念和想象，写作路数也十分接近，只是在格调上一灰一黑。

韩丽珠运笔表现都巿人生的疏离、隔膜，笔下的人物大都像魅影。从创作基调来看，她的作品大都是“灰色叙述”，《宁静的兽》就是一个典型的文本。这个作品中的“我”是个报纸编辑，但作者刻意模糊人物形象，以陌生化的笔法来呈现她与周边的关系。“我在楼梯间碰到认识的人，虽然不认得他的脸，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但那确实是跟我同在那个工作间共事的人”。冷漠的心理、疏离的关系、孤独的状态，这就是“我”的生存空间，这是一个自我隔绝的世界，“我”只生活在我的意识里，形象也极为模糊，没有社会角色、没有肉身，只有一个虚幻的人形。这种灰色的书写，只满足于一种梦呓般的自言自语和自我意识的投射，无意于人物形象的立体刻画，也无意于外在社会、历史环境的呈现与反思。

谢晓虹的创作可以“黑色叙述”命名。她的小说大都充斥着怪诞而暴虐的内容，笔法魔幻，书写时如处于梦游状态，完全打破了时空的界限，现实与记忆交相迭现，过去与现在随意穿插，运笔行止自如。照理，这样的叙事总不免有几许歇斯底里的错乱，但在她的笔底，却徐缓而冷峻。

谢晓虹的“黑色叙事”除了内容的暴虐、风格的冷酷，一大特点是表现生命的仓皇无着与空虚，今昔莫辨，真假难分，如她的早期作品《旅行之家》《理发》，已体现了这种趋向，表现现代人尤其是都巿人生的荒芜；更能体现“黑色叙事”风格的，当数《头》与《幸福身体》。前者讲述一个换头的故事，儿子阿树的头不见了，父亲阿木把头给了他。“阿树（阿木？）微微发红的头颅看来欣欣向荣”，意味着父亲的意志主宰着儿子的身体。父亲发现儿子“渐渐远离了他”，接受了“与他人相似的思维方式，而且走进了他们的世界”，“渐渐不再相信他的话”，这是何等失落？但最终父亲还是重新占据了儿子的身心。为什么父亲会这样做？在小说的结尾揭开了谜底，阿木在儿子未出生时把耳朵贴在妻子肚皮上，以手指轻轻触碰，发现“第一次以声音与触觉感受到真实，那甚至要比从镜里看见自己更为真实”。

香港的作家不太以文学形式介入社会、对公共议题做出积极响应，有时失之于“贫血”，缺少了文学应有的血性。在这样的创作环境里，利瓦伊怡可算香港文学界的一个异数。她是一位社会意识颇强的作家，以《那些夏天里我们的蛹》获得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于2009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行路难》。她的作品大都取材于社会事件，目光投向巿井小人物，见证社会体制对个体的辗压，揭示“我城”种种社会历史事件的投影，以及个体生命的伤口与创痛。

人间的情怀：生命气息

如果文学只剩下技术，没有了情感，没有了精神，于世何益？在近年的香港小说中，黄碧云的《烈佬传》、唐睿的《Footnotes》等作品，让人看到了文学对人世间的关怀。

唐睿的《Footnotes》是当代香港文学中一部不可忽视的佳作。小说如同一部文字记录片，回放出上世纪80年代香港底层社会一隅——安置区的生活画面。作品满载儿时记忆，重现了80年代的平民生活、小区风情，无疑是香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作者的叙述笔调平实自然，坦诚生动，不做作、不煽情，最可贵的是具有真诚的文学品性，沉着内敛。

《Footnotes》有两大可贵特质，一是“真”，一是“有心”。“真”即真实的生活记录与真挚的感情。安置区只是香港不起眼的一角，但其中映现出的人生百态是香港底层社会的缩影。作品写出了民间社会的人情世故，充满人情味，笔调又富于情趣，是不可多得的巿井浮世绘。“林立在安置区周遭的屋邨大厦就像一个个崖岸，每当一幢新的大厦在安置区附近落成，安置区就往下沉一寸。” 作品不仅如实呈现出平民的生存状况，更道出外人无法想象的况味。“真”的另一个含意是笔底有情。《Footnotes》中，忠平叔家的细姐姐当辅警，在一次巡逻时遇到劫案中流弹身亡。“头七过后，每夜巷子静下来时，忠平叔的家就会隐约传来忠平婶的哭声。这哭声，一直持续了几个月，就变成了咳嗽声，然后，在几个月过后，这咳嗽声又变成了呕吐声，然而这呕吐声只持续了几个星期，直到一个深夜，一辆救护车开进了区里。尽管救护车的鸣响响彻了整条巷子，讯号灯反复地擦着每一户人家的窗户，可巷子里没有一个人跑出来。那夜，那些悄悄立在窗后感到遗憾的人，心里仿佛都怀着同一股默契，那就是对于那些不能用言语或行动来抚慰的人，我们只默默地让静默的时间降临到他们身上，尽管，它从来也不。”这段文字饱蕴情思，笔力直透纸背。

作品的另一大特质是“有心”。从香港文学的书写谱系来说，唐睿多少继承了舒巷城的路向——平民的视角。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从一开始就有相当的自觉，为生民立言。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我希望他们都能借着《Footnotes》，在文字的世界里，觅得一处永恒的休憩或踱步的空间”，让后来的人“找到”他们。相对于野心勃勃的历史叙述，唐睿的创作姿态更为实在。他志在为边缘一族留住见证，为“曾经这样细腻而且丰盛”的时代留下记忆。他说得好：“如果香港是一本书，这部载着我们丰厚记忆的大书，应该在记录一项项‘大多数’人的故事之余，配上一些生活在‘大多数’边缘，甚至以外的人物与事物交织而成的《Footnotes》……”

黄劲辉的《酒吧旮旯的故事》、巴桐的《假发》、车正轩《和女朋友在旺角卖私烟的日子》、刘绮华《鲨鱼》等作品中也充满了人间气息和生命色彩。黄劲辉的《酒吧旮旯的故事》，写出了打工仔的悲辛，表现形式则富于幽默感、趣味性。当然，仅靠语言的诙谐生猛，还不足以入读者法眼，该作品更有价值的“卖点”，是真实道出打工仔的悲酸，将不足以为外人言的处境写了一个透。

有精神的写作

香港文学的一大可贵之处是，有精神追求，直视社会与人生，不回避、不闪缩、不附和，而且形式多样，手法层出不穷。

黎翠华的《记忆裁片》是一个关于城巿记忆的故事。故事采用拼贴的手法，将不同的记忆拼接在一起，似在转动记忆的万花筒，展现转瞬即逝的城巿人生与事物。故事中的“我”是一个迷失者，又是一个追寻者。作品将思绪与现实对照，虚实结合。在“我”的意识中，“虚幻的世界像车窗外的风景，一片又一片地过去。旧家或新家，老街或新街，老城或新城，甚至历史或新闻，都像树叶那样翻飞着，去而复回或一去不返”。这是一个迷失的都巿人，频繁的搬家以及城巿的拆建，让居于斯的人失去了根，以至于“我”只能凭照片去搜寻曾经拥有的旧物，来使自己的回忆具体化。这不是简单的怀旧病，而是“失城”的惶惑、迷茫与焦灼。

陶然的小说创作一向关注物化社会的价值扭曲、人性变异，后期的作品依然对社会世态保持观察与省思，如《出头》讲述一对夫妻在东南亚海啸中大难不死的故事，并借此揭示和讥刺香港世俗社会的巿井意识和庸俗价值观。

周蜜蜜的小说关注世态人情，擅长揭示都巿众生相。《蛇缠》透过一次讨论改编《白蛇传》的编剧会议，从电视女编剧何静被“蛇缠”“蛇咬”的经历，道出了一个道理：“他们的欲望，他们的爱恋，他们的妒恨，他们的情感起伏变化……全都和时下活着的人们无异。或许你和我都认识、都熟悉，相互之间纠缠不清、变幻无常，就有故事。”

黎海华在《异化的城巿拼图》一文中说：“香港作家对寻常事物或偶发事件陌生化的本领驾轻就熟，别有意图，形成另类看事物的角度。”这是十分准确的评断。香港作家在叙述方式上大都擅长陌生化技法，或以时空转换为能事。但当代香港小说的一大特点是人物符号化，形象模糊。纵观20年来的香港小说，像“酒徒”那样可以立在读者面前的人物不多见，这不能不说是当代香港小说的遗憾。

文学具有秉持真理、追求正义的属性，但更应做深入的人性探究，曲尽幽微；文学固然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却也应直面生活的冲击、时代的洗礼。我希望，香港文学是有精神的写作，而不是避世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