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的交流最早始于何时(海峡两岸交流空前繁荣的原因)

1900年美国基督教会监理会在苏州创办的东吴大学是20世纪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1952年院校大调整以后东吴大学的文理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的数理系合并组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更名为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学校又更名为苏州大学。如今东吴大学的名号在中国大陆已找不到了，但如今的苏州大学实际上就是当年东吴大学的继承者。巧的是在海峡对岸如今仍有一所东吴大学。

话说1949年以后迁居台湾的东吴大学校友积极筹办复校。1969年东吴大学在台北恢复大学建制。2008年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赢得选举夺回执政权后东吴大学校长刘兆玄接受委派出任马英九政府首位行政院长。一年多后他为一场台风引发的八八水灾负责而辞职下台。辞职后的刘兆玄没再返回校园，而是重拾早年的笔名”上官鼎“写起武侠小说了。其实像东吴大学这种在海峡两岸花开两枝的现象并非个案孤例。

清华大学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重点高校，而在台湾新竹也有一所清华大学。此外台湾的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等其实都和中国大陆的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同源。台湾与大陆同名同源的不只是学校：北京有一座故宫博物院，台北也有一座故宫博物馆。事实上台北故宫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多是当年国民党当局从北京故宫转移到台湾的。其实海峡两岸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

台湾的早期史前文化基本上是中国大陆南部区域文明的派生亚种。从那时起海峡两岸的文明关系就从未间断过。2001年地处闽江出海口的马祖亮岛先后发掘出的两具“亮岛人”骨骸的主人被确认与今天的台湾原住民及东南亚的南岛语族有着母系血缘的亲缘关系。距今大约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闽、台两地的先民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种植水稻。由此不难想象当时闽、台两地之间应当有着一定程度的交流。

闽、台两地考古学者发现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遗物等证实了远古时期海峡两岸经济文化关系十分密切。春秋战国时期台湾被称为“岛夷”，到了秦朝改称为“瀛州”。东汉时期的纪传体史书《后汉书》将台湾称为“夷洲”，不过直到这时海峡两岸的交流仍处于一种晦涩不明的状态。这一时期海峡两岸的交流只能从考古遗物和民间传说中去考证，然而却很难找到直接的明确的文字史料记载。

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航海技术条件下两岸的交流往来相对比较有限，加之秦汉时期中国大陆刚形成统一成熟的文字体系不久，而生活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原住民则压根没发明文字。这样一些客观原因导致海峡两岸的早期交流往往缺乏直接的文字史料记载。直到公元230年孙权命卫温与诸葛直率甲士万人乘坐大船浮海求夷洲（台湾）。这是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中国大陆先民首次开拓台湾之举。

孙权的这一举动在我们今天被视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可在当年孙权出使夷洲的决策却遭遇了争议。在夷陵之战中火烧连营的名将陆逊劝谏孙权说：“夷洲水土气毒”。言下之意就是说夷洲的土地气候不适宜开拓耕作。在三足鼎立的态势下得到夷洲不会增加自身实力，反而可能会成为消耗资源的包袱。孙权仍执意派卫温、诸葛直率兵一万东渡。卫温和诸葛直经过充分准备组成了一支有三十余艘船的队伍带着足够的食物和淡水出发了。

船队按照《禹贡》的记载日夜航行数月之后终于到达夷洲。船队刚登岸还没来得及欣赏岛上风景就发现岛上的土著居民纷纷拿着长矛、弓箭、木棍冲了过来，卫温和诸葛直赶紧叫士兵迎击土著居民。土著人虽奋勇厮杀，但他们的武器实在落后。此时的吴国士兵穿戴的都是铁甲、钢盔，而岛上的高山族人用的长矛都是用兽角制造的、箭头是用青石做的。没经过训练的原住民在吴军的强大攻势下纷纷后退。

土著人退去后卫温鸣金收兵放弃追赶并就地扎起营寨。卫温和诸葛直在帐中商议如何消除误解进而与土著人建立友好关系。这时有士兵前来报告说有土著人代表求见。卫温、诸葛直与土著人的代表交谈后才知道原来土著人是把他们当成强盗才奋力抵抗的。战败方按照当地的习俗要派人向对方赠送礼物算是和解，所以土著人在战败后就派代表前来讲和。卫温、诸葛直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并派代表带上礼物回访。

三国时期台湾的高山族还处在氏族公社阶段。那时的高山族没文字、没货币、没城郭、没私有财产。这些台湾先住民分成一个个互不相属的部落族群。部落中的男子担负上山狩猎、下海捕鱼、保卫部落、守护财产的职责；妇女、儿童主要是在部落的管辖范围内采集树种、野果、植物根茎。氏族部落中没有法律，因此只按习惯来处理问题。但凡有事由大家召开部落会议共同商议。

当地高山族的酋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接待吴军的代表：男女老少都穿上鲜艳夺目、质地精致、色彩斑斓的服装成群结队载歌载舞。这样的欢迎仪式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晚上，天黑之后又架起篝火彻夜狂欢。吴军士兵也加入了歌舞的人群之中。卫温、诸葛直等人与当地酋长一行人频频举杯欢庆。卫温等人开始在夷洲暂住下来。在此期间他们帮助高山族人耕种，还教给他们农业生产技术和铸造技术。

卫温一行和高山族人相处得非常友好，但由于水土不服导致许多吴军士兵生了病。尽管高山族人热情帮助他们医治，但当时高山族的医疗水平本就比较落后，而吴军自己所携带的药物已用得差不多了。随着病死的人越来越多促使卫温和诸葛直决定提前返回吴国。卫温、诸葛直一行历时一年成功抵达夷洲并带着几千名夷洲人回到了吴国。从此夷洲和大陆的经济、文化往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卫温、诸葛直这趟旅程在当时看来是得不偿失：这次行动仅仅“得夷洲数千人而还”，但出海的万名士兵却“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这次行为不仅没使东吴的疆域得以扩大，反而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此恼羞成怒的孙权将卫温、诸葛直下狱处死。可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待这次夷洲之行，那么完全可以说这是功在千秋之举——至少东吴的开拓举动为台湾纳入中华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三国末期东吴丹阳太守沈莹在其所著的《临海水土志》中记载了台湾原住民山夷与大陆百越民族同根同源的文化渊源关系，还从地理方位、气候和地形以及居民的生产习俗等方面记述了台湾岛的自然环境及高山族的社会生活发展情况。这一著作对当时的台湾人民的生活有详细的描写，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沈莹很可能正是从随卫温、诸葛直造访夷洲的官兵和带回来的夷洲人口中了解到当地第一手资料的。

继卫温、诸葛直这次夷洲之行以后隋炀帝杨广从公元607年起先后三次派朱宽、陈棱等人前往流求。从那时起直到宋元时期的七百多年里古文献中屡屡出现“流求”（有时也写作琉球）这一称呼。这个称谓所指的范围包括如今的台湾和琉球群岛。公元607年隋炀帝杨广派羽骑尉朱宽“入海求异俗”。朱宽经过艰难的航行之后终于抵达流求。朱宽试图招抚流求，但流求方面并不听从于他。

次年朱宽再次奉杨广之命出使流求仍是一无所获。据史料记载“朱宽取其衣甲而还”。公元610年杨广又派虎贲中郎将陈棱经澎湖抵达流求。这时岛上一位名叫欢斯·渴剌兜的少数民族首领拒绝归顺隋朝。隋军随即对其发起进攻：隋军成功击杀渴剌兜、俘获男女一万人。在《隋书·东夷列传》中对流求留下了“其处少铁”的记录。少铁就证明至少还是有铁的。“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的记载则证明岛民们在进行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

到了9至10世纪的唐末宋初已开始有汉人定居澎湖。12世纪中叶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路晋江县（今福建晋江）管辖并派兵戍守。据《台湾通志·人民志》记载：南宋孝宗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汪大猷为泉州知州时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此处所谓的“平湖”即是如今的澎湖列岛。当时澎湖列岛常被海盗抢劫，于是汪大猷便派兵守卫防备，后来汪大猷亲自登岛驻守。如今台湾地区姓汪的人往往视汪大猷为汪姓入台第一人。

公元1274年和1281年蒙古忽必烈先后两次东征日本均无功而返，但蒙古在东征日本时曾因遭遇台风而迂回台湾。忽必烈试图经营台湾以作为未来东征日本的基地。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设置的隶属于福建行省泉州府的澎湖巡检司是中央政权最早管理台澎地区的行政机构。这标志着台澎地区至少从元代起就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设置了具体的行政机构进行管辖。

尽管元朝设置了管辖台澎地区的澎湖巡检司，但岛上的原住民部门尚未完全归附。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忽必烈派杨祥、吴志斗带兵6000人前往流求（台湾）招降，但最终因为语言不通导致无功而返。公元1297年忽必烈的孙子元成宗铁穆耳又派出福建省都镇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二人率军再次赴流求招谕。此后元朝治下的福建省当局又几次派人前往台湾招抚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

元朝这些招抚活动大多都以失败告终。当时岛上的少数民族分属于互不统属的氏族部落，从来没形成过统一的管理组织，因此即使元朝有心招抚也找不到谈判对象。宋元时期台湾与大陆的联系显著加深了。许多大陆居民开始迁徙到了台湾，台湾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进步。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登陆台湾岛并对当地的状况留下了记载：“人多长寿。男女皆着布衣。地产胡麻、绿豆、山羊数万成群”。

明朝取代元朝后继承了澎湖巡检司的设置。在明朝以前海峡两岸之间的联系要隔几百年才偶然见诸史料记载，然而到了明朝两岸开始形成了更为密切的不绝如缕的联系。不过这种变化并不是在明朝初期就发生的，因为明朝刚一建立就马上对海洋关上了大门。元末逐鹿天下的方国珍、张士诚残部逃到海上与海盗倭寇勾结滋扰明王朝的海疆。新生的明王朝在这种形势下试图通过实行海禁作为应对措施。

洪武年间朝廷连下四次“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明朝在东南沿海迁界移民坚壁清野。本来以元朝旧例继承下来的澎湖巡检司这个机构在公元1387年被撤销。那些已定居澎湖的居民被迁往福建的漳州、泉州。朱元璋曾对隋炀帝远征流求的行为评价道：“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