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汉在经历昭宣中兴后迅速走向了衰落王莽改制为什么不能解决西汉遗留的社会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西汉在经历昭宣中兴后迅速走向了衰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宣帝自身在政治上的一些弊病；另一个是继任者元帝没有承袭宣帝“霸王道杂之”（法家儒家并用）的治国思想。先说宣帝自身在政治上留给后世的一些弊病，主要是重用外戚和宦官。宣帝为了打击霍氏集团等人的权力，任用外戚许氏、史氏的子弟代替。许氏（许皇后的外家）一家三人封侯。史氏（宣帝祖母史良娣的外家）四人封侯。还有王氏（宣帝母王夫人的外家）二人封侯，他们的子弟甚至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同时宣帝任用宦官掌握宫中大权。重用外戚和宦官必然造成邪恶势力上升，正直人材受到排挤迫害，元帝时帝师萧望之被石显逼死就是典型代表，包括王莽篡权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了太后王政君的势力，这成为西汉末期政治混乱局面的根源。

宣帝治国理政成功的重要思想是“霸王道杂之”，这是自汉武帝以来统治集团尚法尊儒政策的一种总结。霸是指法家的办法，用暴力和权术进行统治，王是指儒家的办法，从思想上进行统治。正如宣帝所言“乱我家者，太子也”，元帝刘奭继位后并不按这套“汉家制度”行事，只用儒术治国，西汉皇朝也就从此走向了下坡路。

王莽改制，中心是“托古”，一味地复古，违背经济规律，脱离社会实际，根本不能解决西汉遗留的社会问题。举个例子。钱币改革，居摄二年五月，王莽下令除五铢钱继续流通外，又另外增加三种钱：一是值五千钱的错刀;二是值五百钱的契刀;三是值五十的大钱。刀币乃是战国时流行于部分地区的货币，秦统一中国后，以统一的币制代之，这是符合经济发展和货币发展规律的。因货币的自然发展都是由复杂趋向简单，由繁多趋向统一，由实物而变为金属，最后由低级金属而变为贵金属。本来自秦以后货币由半两钱到五铢钱正是循着规律发展的，现在王莽却反其道而行之，人为地使货币复杂化。加上王莽所造的新币质量低劣，远不足货币所定之值，因此百姓拒绝使用，王莽就用严酷的刑法强制推行，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机构改革同样混乱，王莽建立新朝后，根据《周礼》的记载，对官府机构作了调整，把职官名称均改成经典上有记载的名字。为了全盘恢复周代典章制度，他又以《周礼》为依据，重新调整划定地方行政区域，更改郡县及长官的名称。他以为这样一来，周政就可以重现。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这又把朝廷及地方行政制度搞得一塌糊涂。朝廷组织机构的变化和郡县的一再分割，使官员数量大大增加，行政效率更为降低。频繁更改的地名也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了混乱。人们根本无法记住朝令夕改的地名。就连政府公告也不得不在新地名上加注原来的地名。这样的行政制度的改变，除了烦政扰民之外，没有产生什么积极作用。其他改革大都如此，不但没有解决西汉遗留的社会问题，反而越改越乱，造成了社会的进一步动荡。

因为西汉的昭宣中兴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中兴”，昭宣时代社会也潜藏了很多不满，这些不满随着汉宣帝去世后的政治日坏，日益发酵，最终在汉平帝死后，天下厌弃了汉室，外戚王莽得到了汉室的禅让，成为皇帝，大家寄希望于一次尧舜式的禅让可以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那当然是办不到的。

汉武帝对社会的破坏和伤害是巨大的，“天下户口减半”是很触目惊心的事情，所以汉昭帝、汉宣帝时期主要的成就就是休养生息，恢复民力而已。但从汉武帝以来的极权政治，昭宣二帝也好，霍光也好，并没有丢掉，而且时露峥嵘，比如盐铁会议上民间人士要求改善民生的建议有相当一部分没被采纳，这就导致民间的不满并未完全消除，所以从汉昭帝时开始，不断的有儒生、方士呼吁汉朝禅让，退位让贤。

经过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的乱政，大家对汉朝就更加不满，要求汉朝退位的心就更加热烈，于是大家选出了儒生模范王莽来取代汉朝。但汉朝的积弊不是换一个人就能够解决的，而且王莽的政策为了完全符合儒家经典，也不切实际，自然只能惨淡收场。